德国鲁尔区工业遗存的三种转型策略

埃森关税同盟、杜伊斯堡内港和多特蒙德凤凰湖的经验

ThreeTransformationStrategiesofIndustrialHeritageinRuhrArea

CaseStudyofZecheZollvereinEssen,InnenhafenDuisburgandPhoenixSeeDortmund

蔡永洁张溱CAIYongjie,ZHANGQin

Abstract

煤钢工业衰退以来，德国鲁尔区大量工业遗存逐步转型成为新兴的城市空间。这一过程中，IBA事件带动了区域联合机制和宏观策略的形成，以一系列地方项目的实施推动整体空间转型。文章通过对埃森关税同盟、杜伊斯堡内港和多特蒙德凤凰湖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出基于保护的谨慎利用、融入城市的批判重构、唤起回忆的全新图景三种不同的空间转型策略。这三种改造力度迥异的模式既统一在IBA的整体框架下，又是城市更新过程中弹性机制的体现。这些不同策略共同表明，理想蓝图可以是一种宏观的控制原则，在区域发展愿景下以一种开放的、弹性的机制来成功实现空间的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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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从社会到空间

1.1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空间重构

德国鲁尔区在20世纪30年代前形成由重工业主导的区域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鲁尔区还试图继续保持这种重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但仅过了十年，鲁尔区就开始面临煤钢产业的衰退，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其结果是，工作岗位锐减和人口流失造成巨大的社会冲击。20世纪60~80年代的“再工业化”政策试图通过保护传统工业经济来应对危机，这种措施延缓了经济转型，使区域空间结构延续工业基地的格局——其基本逻辑是城镇空间服务于工矿区[1]。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始，鲁尔区的重工业基地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经济结构的转型使第三产业得到大力发展，重工业导致的环境污染得到重点治理，区域的空间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工业生产功能被服务业、教育科研机构、文化设施和居住等混合功能取代，大量工业遗存向新兴城市空间的转型拉开序幕，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再利用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新动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1.2区域联合机制的障碍

鲁尔区内53个地方政权并存，地方和企业各自为政，将鲁尔区组建为一个行政区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在区域规划层面，年成立的“鲁尔矿区住区联盟”（SVR）作为最早的区域规划机构之一，它试图超越地方利益、采用区域发展策略来规范地方政府的努力遭遇重重困难，并经历多次职能缩小的变迁[2]。鲁尔矿区住区联盟被取消规划编制权后，作为区域行动主体的“鲁尔地区联盟”（RVR）直到年才重新获得编制区域法定规划的权限。除区域规划外，行政和社会经济政策则主要以各个包含不同城镇的行政区和管理区为载体来进行，这种被肢解到地方的碎片化行动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和统一的目标愿景。因此在转型早期，鲁尔区既没有权威的区域法定规划，也不存在有效的区域联合机制。

1.3IBA带动的新机制

新机制的形成，和通过埃姆舍公园国际建筑展（IBAEmscherPark，以下简称“IBA”）确立的措施密不可分。该事件由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城市规划和交通部发起，其本质是一种区域治理策略，目标在于改变鲁尔区的物质空间面貌[3]。通过设立新的机构进行管理，该策略得以绕过传统区域政治网络而实施[4]。埃姆舍公园国际建筑展提供了渐进式规划的新范式，该范式建立一种弹性机制：（1）通过和各个地方及社会利益团体达成共识的过程来制定规划，并随实际情况变化而进行调整；（2）通过公私两个部门的融资、公众参与以及和城市政府的合作，跨越区域利益差异来实施一系列子项目；（3）通过子项目的完成，实现鲁尔区物质空间的转型。

这些子项目分布于埃姆舍河沿线的城镇和区域，由卡尔·甘泽尔（KarlGanzer）领导的埃姆舍公园国际建筑展有限公司从数百个项目申请中筛选而出，以国际竞赛的方式确定规划方案。40%的项目经费来自私人投资，其他则由北威州、德联邦和欧盟三级政府承担。年结束前，IBA已组织设计逾个子项目。IBA结束后，基于其规划框架的项目依然在进一步实施。年对IBA的十年回顾中[5]，这些项目被分为7类，涉及19个城镇和区域（表1、表2）。鲁尔区工业遗存的整体空间转型，正是通过大量该类项目的实施得以实现。这些项目有从IBA直接发起的，也有受它启示和影响的[6]。虽然IBA只覆盖鲁尔区约1/6的面积，但它形成的范式对整个鲁尔区乃至全德国的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7]。IBA框架影响下的工业遗存转型项目，由于遗存现状的不同引发改造目标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空间转型策略。

IBA规划框架下的子项目分布和本文研究案例

表1.埃姆舍公园国际建筑展子项目类别和数量

表2.各城镇和区域涉及埃姆舍公园国际建筑展子项目数量

2空间转型的三个典型案例

笔者于年夏天专程回到生活了十年的鲁尔区，选择了三个案例进行深入的调研，它们是埃森关税同盟、杜伊斯堡内港和多特蒙德凤凰湖。鲁尔区的这三个案例是工业遗存转型中的重头戏，对各自城市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具有示范意义。其中，埃森关税同盟和杜伊斯堡内港是IBA的旗舰项目，多特蒙德凤凰湖则在IBA事件结束后实施，并构成IBA框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遗存现状的巨大差异，三个项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改造策略：关税同盟建筑群同时也是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成为首要目标；杜伊斯堡内港紧邻历史旧城，并因水而显得与众不同，重新定义城市空间关系显得尤其重要；凤凰湖远离城市中心区，在厂区全部搬迁后成为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条件的差异使三个项目的改造力度迥异，从谨慎、批判到崭新愿景，可以成为工业遗存空间再利用的三个不同的典型样板。

2.1基于保护的谨慎利用：埃森关税同盟

约瑟夫·克莱胡斯（JosefPaulKleihues）在年IBA柏林国际建筑展的更新改造中提出“谨慎的更新”和“批判的重构”[8]后，这两种策略就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影响至今的城市更新的思想和纲领。埃森关税同盟（ZecheZollvereinEssen）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遗产后，建筑的保护成为首要目标，它的改造必然是谨慎的，“针灸”式的植入和局部改造成为激活空间使用转变的首选。

关税同盟在90年代工厂关停后，被政府当局完整保留下来，但并未明确空间的后续利用方式。此后库哈斯对场址进行了总平面设计。该设计是与遗产保护专家通力合作的结果，基于充分尊重和保留原址的前提，用了八年时间才最终完成。洗煤厂和炼焦厂的建筑设施及整个厂区空间形态被整体保留，沿厂区外围植入少量新建筑，建筑内部则进行局部的谨慎改造。改造后的关税同盟矿区，在不改变原空间结构的情况下为游客提供了新的使用功能，并适当衔接起周边城市。和空间结构的延续一致，改造部分的建筑设计也延续着工业遗存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由福斯特设计的红点博物馆在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改造痕迹（如图从鲁尔博物馆俯瞰远端红点博物馆中“U”字形建筑群），而之后由库哈斯和博尔（B?ll）设计的12号井洗煤厂改造部分则将内部的变化在外部予以适当的呈现，这个被转型为“鲁尔博物馆”的老厂房通过一个醒目的自动扶梯将游客直接送到建筑顶部的入口大厅，溶流一样的交通设施与老建筑相区分。妹岛和世设计的关税同盟设计与管理学院，以及MGFArchitekten和Wenzel+Wenzel设计的福柯望艺术大学（FolkwangUniversit?tderKünste）新教学楼，分别以特殊的立面开窗造型和镀锌铁皮隐喻鲁尔矿区的分布和工业传统。

左图：关税同盟改造前（2km×2km）

右图：关税同盟改造后（2km×2km）

左图：从鲁尔博物馆俯瞰远端红点博物馆

右图：鲁尔博物馆入口扶梯

左图：鲁尔博物馆内部新楼梯

右下图：关税同盟设计与管理学院

右上图：福柯望艺术大学新楼

可以看出，关税同盟的转型策略是通过微量的植入和建筑内部的改造力图打造一个鲁尔区的文化高地。显然，关税同盟对原址的处理是一种谨慎的更新，但仍有批评认为“针灸”部分破坏了原结构和设施的原真性，对遗存的保护不利。从空间形态角度看，关税同盟的建筑和厂区的基本空间格局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谨慎的改造和植入部分是城市发展的“催化剂”，用来促成空间使用性质的转变。

2.2融入城市的批判重构：杜伊斯堡内港

杜伊斯堡位于莱茵河与鲁尔河交汇处，由于具有内河航运的便利条件，19世纪中叶以来发展为以煤钢为主的工业中心。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工业危机导致杜伊斯堡经济和社会衰退，城市人口严重衰减（年至年间杜伊斯堡损失超过10万居住人口[9]）。城市的生存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这需要新的城市空间作为载体。在IBA框架下，北威州政府在杜伊斯堡推行了三项城市更新措施：城北景观公园建设、城区更新和内港改造。内港改造作为子项目，源于为新经济重构载体的需求。与关税同盟对待遗产的谨慎策略不同，杜伊斯堡内港的首要任务不是保护，而是合理利用河道景观资源，并让整个内港区域与城市有效衔接，融入城市，从粮食码头转型为服务业为主导的混合城区（Dienstleistungspark）。因此，这里的选择是批判的重构，通过对内港历史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重新审视，转型为内城工作和生活的新场所。

左图：杜伊斯堡内港改造前（2km×2km）

右图：杜伊斯堡内港改造后（2km×2km）

批判的重构在对原址进行有选择保留的同时，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新建。城市设计竞赛的获胜方——福斯特联合团队（Foster/LEG/THS/KaiserBautechnik）提出要保留所有的磨坊和仓储建筑。南岸的磨坊区（Mühlenviertel）被较完整地保留下来[10]。但这些建筑不仅限于保护，而是进行了较大的再利用改造。例如赫尔佐格德默龙事务所对年建成的库伯磨坊（Küppersmühle）进行的改造中，每两层只保留了其中一层楼板，将原六层建筑改造为三层作为当代艺术博物馆使用，并在建筑立面上予以暗示。北岸则通过大量拆除原有设施建设了多栋办公楼。同时在磨坊区以南开拓新的河道，将水面垂直向内城延伸形成公共的景观性通道，从而与内城进行“咬合。并在水边安置住宅，将内港转变为居住的场所。保留和新建并重的策略，形成了新旧掺杂的混合。

伸入城市腹地的新生空间

南岸的保留建筑和北岸的新建建筑

沿新增河道布置住宅和联系内城的通道

北岸H2办公楼

批判的重构为内港创造了新的场所。在记忆花园（GartenderErinnerung）的建设中，南岸中央一栋年建成的办公楼被局部拆除，却又精心保留了一部分结构框架和楼梯，立于新生的开放空间之中。它为城市注入一种后工业文化特质，形成既被陌生化，又和集体记忆相关联的浪漫场所。其次是从马路到街道的转化。福斯特提出不新造道路，保留旧有的交通路网，通过对城市空间的重新限定，将马路建设为街道空间，让市民像使用房间一样地来使用它[10]。其三是在重构新空间单元时，新单元的建筑尺度以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为标准来设定。因此，新建部分都是以较小的空间单元为载体进行，并且由不同的建筑师进行设计。例如参与住宅设计的知名公司就有Auer+Weber+Partner、gmp、Ingenhoven,Overdiek,KahlenundPartner、PeterSchmitz、Foster+Partner等[5]，他们设计的部分往往只有几十个居住单元。

记忆花园的塑造

今日的记忆花园

对内港的批判性重构，既不是完全保留，也不是大拆大建，而是批判和重构、保留和新建的结合，渐进地实现一个多功能的服务业城区，同时实现历史的延续和新空间的生成。

2.3唤起回忆的崭新愿景：多特蒙德凤凰湖

多特蒙德凤凰钢铁厂东区的改造，采取了一种推光式重建的方式，因为改造前整个厂区建筑设施已全部拆除迁移，成为一块空地，其改造的前提条件与前面两个案例完全不同。总图设计人诺贝特·科岑贝格（NorbertKelzenberg）坦言，他希望通过一个之前不存在的“城市之湖”扮演城市设计中的核心要素，创造全新的城市图景[12]。

钢铁厂底部近万m3的土壤被挖掘出来，经处理后在两岸堆成山坡，用了两周时间不间断地引入附近埃姆舍河的河水，构成了湖光山色般的建设基地。原场址的地形被完全改变，在它的中心位置，约24?hm2的湖面提供了长达3km的岸线，构成新城空间的公共核心。这种转变是颠覆性的，以至于站在今天的凤凰湖边，很难回溯过去钢铁工厂的身影。此前，鲁尔区从未有这种规模的人工湖坐落于住区之中。因此，这种空间策略一开始被质疑为“奇怪”的[12]，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但它也具有两个方面的优点：首先，凤凰湖的建设有利于新城区融入IBA整体空间框架之中。埃姆舍景观公园（EmscherLandschaftspark）沿东西方向被划分为7条绿带，凤凰湖和与之相连的埃姆舍河两岸形成的公共空间联系了其中的绿带F和绿带G，使新城区构成IBA整体开放空间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区域价值有重大提升。其次，它彻底扭转了该区域的负面形象，使新生的凤凰湖成为深受当地居民欢迎的空间，平日里来此休闲、锻炼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出现一些豪宅住户因为感觉太热闹而搬离开的情况。钢铁工业的发达曾使该区域地层下陷，水体污染；新图景有利于摆脱过去形象，完成从重工业区到品质住区的转化。这种策略受到开发商和市场的青睐，新城得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迅速开发。原先的工业元素只是标志性地留下一个7m高炉，从原址移位到湖中的文化岛（Kulturinsel），成为唤起工业文明回忆的唯一见证。

改造前的凤凰钢铁厂

改造后的凤凰湖

凤凰湖岸的滨水空间

文化岛上作为舞台布景的高炉

凤凰湖的开发，是全新的图景。但如果仔细回味，这个全新图景却时刻向人们昭示着曾经的工业文明。首先，用湖面取代厂区，这种戏剧性的对比策略本身就成为人们永远的讨论话题。其次，园区中除留下纪念物（高炉）外，一些带有工业色彩的景观细部设计也默默地暗示着工业时代的过去。

景观设计细节

3结语：从空间回到社会

鲁尔区在工业遗存转型过程中，以IBA为契机建立起区域联合机制，确立鲁尔区工业遗存转型的宏观策略，并通过埃姆舍河沿线的子项目来实现。其中，埃森关税同盟对保护建筑和整体空间进行谨慎的更新利用，以少量新增建筑和局部改造催化空间使用的转变；杜伊斯堡内港在保留有价值遗存的同时进行了大面积新建，以批判的重构营造场所，建立内港和内城的联系；多特蒙德凤凰湖则在画出了一副全新图画的同时，向人们昭示着这个场所的过去。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三种转型策略之所以大相径庭，能够因地制宜地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是基于鲁尔区空间转型中的弹性范式[7]。传统的规划范式注重提高城市效能，而弹性范式则注重回应社会。一个弹性框架有利于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也有利于各个团体达成共识以实现弹性目标。从严重衰落的重工业矿区到生地别样的城市空间，鲁尔区给中国提供的借鉴意义不仅仅在于工业遗存成功转型的可能性，更重要的还在于不同策略的探寻和采用，即不能以单一的理想蓝图来生产空间，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弹性的机制来通往成功。

凤凰湖改造前空间（2km×2km）

凤凰湖改造后空间图底关系（2km×2km）

随着工业基地的改造，以往工业社会的经验和价值也逐步转变。区域复兴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过程，空间的更新反映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通过空间的更新，鲁尔区确立了一种社会转变的持续过程。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弹性，不仅反映在空间上，还反映在社会组织和区域管理上。这种从空间到社会的弹性能力，可能是区域未来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1]。它使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灵活创新成为必需，也使其成为后工业时代鲁尔区的主要叙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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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年第3期包豪斯与现代建筑，蔡永洁、张溱《德国鲁尔区工业遗存的三种转型策略：埃森关税同盟、杜伊斯堡内港和多特蒙德凤凰湖的经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作者简介：蔡永洁，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张溱，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AOD设计合伙人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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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永洁、张溱.德国鲁尔区工业遗存的三种转型策略：埃森关税同盟、杜伊斯堡内港和多特蒙德凤凰湖的经验[J].时代建筑，（3）：-.

[2]薛鸣华、王林.海中心城工业风貌街坊的保护更新:以M50工业转型与艺术创意发展为例[J].时代建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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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责任编辑：彭怒，尹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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