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洪银兴，著名经济学家、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摘要：研究新中国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的艰难历程，不仅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以深刻理解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新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本文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3个时代从6个维度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演进。其中包括：（1）不同发展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明确各个阶段的根本任务。（2）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理念，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3）不同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分析，从而产生不同的现代化路径。（4）不同发展阶段克服二元结构的路径分析，从而产生对农业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5）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调节方向分析，从而产生对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同调节思路。（6）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格局分析，从而产生不同阶段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发展格局。关键词：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演进从年起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时，中国不但有效控制了病毒传播，而且在年世界经济受此影响全面衰退时，中国是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奇迹可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不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不采用西方经济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样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周年之际，研究新中国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的艰难历程，不仅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以深刻理解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包含的经济发展的新思想对新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贡献。一、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重大发展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党中央就提出我国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在这个阶段服从于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心任务，社会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到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再加上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基本建立。当然，在当时党中央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错误，以致在过短时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了一些有长期消极影响的问题。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基于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分析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年和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表述在党的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可惜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没有得到坚持和贯彻。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八大”路线又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路线所彻底取代，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被视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发展生产力被曲解为无休止地追求生产关系升级的不断革命，从而使党的工作重心仍旧放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上。尤其是年5月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无休止的搞阶级斗争，致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真正开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提出了3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回归，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二是年在南方讲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同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包括利用多种所有制，利用市场经济，利用要素报酬等，创新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总的来说，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发展成为硬道理，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引领我国实现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依据是，在人民需要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第一，发展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第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所谓发展的不充分，最为突出的是由创新能力不足产生的核心技术供给不充分，由供给体系质量不高产生的有效供给不足。所谓发展的不平衡，涉及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短板，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短板等等。第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只是表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需要解决新阶段的新矛盾。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这就是习近平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相比发展是硬道理，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有特别的要求，就是习近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同时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新时代发展的着力点是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二、发展理念及相应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中国建国之初，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于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年）。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有计划开展国家经济建设、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宏伟计划。当时百废待兴，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的经济基础，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铺新摊子，以苏联援建的项项目为中心，虽然属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但毕竟是从无到有建立现代工业。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关键举措。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到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了任务，钢铁、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军工等重要工业产品达到了苏联和日本30年代的水平，更远超旧中国，并开始了向若干尖端领域的迈进，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强健了已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筋骨。中国共产党人更在这一场伟大实践中，认真学习、掌握了许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知识，丰富了自身的经济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毛泽东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在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吹响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号角。《论十大关系》中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有5个，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该文实际上是针对苏联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单纯追求速度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不同的理念，强调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试图在中国开辟一条同苏联道路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一五”计划的成功，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促使党的领导层过分相信主观能动性，以及在经济上“超英赶美”的决心。八大后不久，犯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在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工作出现了不尊重经济规律，追求高指标、瞎指挥、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最终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给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毁约、撤走专家，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年冬，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针对“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否认商品货币关系等“左”倾思想及其产生的后果，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领导同志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都起重要影响的经济思想。首先是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其次是提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观点。第三是萌发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这几个方面在当时实际上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虽然还只是局限在速度和比例关系的调整上。其效应是国民经济从年到年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可惜的是“文革十年”，“左”的指导思想打断了中国经济正常发展，致使许多经济领域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更为重视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依靠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要素投入，在增长方式上突出一个“快”字。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产生了环境污染、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地区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党中央及时发现增长不等于发展，只是靠市场化改革不能完全解决发展问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涉及增长方式问题。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自此以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受到了各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