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溪流
从对历史的不断解读中，一个个人物与事件变得鲜活起来，编撰的初衷是反映宁波港的建设成就，随着深入的学习中深深感觉到，一部港口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中国社会演进的文明史！港口作为最早与国外交流的舞台，是最先感知西方文明的，最先传播西方思想的，也是开发开放的前沿！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首次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启碇港的宁波港，其历史能提供令宁波这座城市居民为之骄傲的故事！由于工作的忙碌平时已经很少静下心了去读书了，本次编撰到提供了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让自己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可以安静地坐下了去解读历史、聆听历史的声音，感知历史的呼吸与脉搏的灵动，就算没有掌声没有读者也会将历史进行到底！实则是被激发的内心不由自主的声音所驱动，还是让大家随着我的笔探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这段盛极而衰的历史长卷吧！
公元年忽必烈正式建国，年改国号“元”，并以儒家口气发表了建元诏书时，战争的性质便已经从民族自卫性质的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掩盖下的新旧统治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统一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正常的“改朝换代”。公元年元军占领了定海（现镇海）与明州城，年（元十五年）南宋灭亡全国为元统一，明州港易名庆元港。元代实行比南宋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不但允许外国人自由出入，而且要各地市舶司加强招商与开放的力度。与此同时，元朝对宗教活动特别支持，无论是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不论他们从商或布道传教，在税收与出入境上都有优惠，所以元朝的海外贸易和国际交往比宋代更为繁荣！与元朝有海外贸易的国家级地区增加到多个，遍及欧、亚、非三大洲，象欧洲的威尼斯、非洲的利比亚、亚洲的伊朗、也门、瓜哇、印度都与我国有海上贸易往来。
与宗教活动频繁的国家海上贸易及人员往来更为密切，如与日本、朝鲜间佛教徒的交往，与中东国家伊斯兰教徒的交往，与欧洲国家基督教徒间的交往等等。在对外交往中庆元港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与日本、朝鲜间的对外贸易仍有庆元港包办，元僧赴日或日僧来元均由庆元港启程或登陆，期间有名的有妙慈弘济大师、佛悲大师、大通禅师等13人，他们搭乘民间船只往返于庆元港与日本博多津港之间。元朝时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等络绎不绝，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洛兄弟及其子马可波罗成为得到元朝皇帝宠信，在元朝担任外交专使的外国人。期间由于泉州、广州港的崛起，也分流了部分贸易，但仍是与日本、朝鲜的最主要港口。
由于蒙古国民族性格决定元朝的基本国策是对外扩张，它统治中国90年间，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与它利用贸易与交流而输出文化及物资，企图杨威国外令其臣服的意图有关。元廷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臣服，接受与元朝的关系，如遭到拒绝，随派遣军队进攻攻打这些国家或地区。元朝的三次海上远征活动与庆元港有关的就有2次，以元日战争最为著名，自公元年开始，兵分二路，一路从朝鲜半岛南部结集余艘战船，另一路从庆元港出发结集余艘战船登舟渡海作战，共调集兵员2万余名，战争也最为惨烈，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仍算是日本一千多年来面临的最大的被侵略的威胁了（编者按：现在的中国也需要此等勇气！）。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是自汉唐之后，疆域最大的一朝，北到蒙古、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总面积约万平方公里。我们现在经常说台湾、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自古”其实就是从元朝时真正开始的，元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与汉唐的册封少数民族的首领的方法不同，元朝对边疆的管理更注重行政手段与军事手段相结合，如在西藏、西北等地区设立宣政院，在台湾设立巡检司，在岭北设立元帅府，这些措施有力的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也标志着我国对边疆进行有效行政管理的开始，从这一点来说，元朝的功绩可以用“功不可没”来形容，倒也是值得当今国人自豪与骄傲的历史！虽然我们主张和平崛起。
随着全国的统一和海运漕粮的创设，庆元港与北方沿海港口也恢复了贸易与运输，设立了海漕管理机构，就在现在新江桥北逸西侧。每年四五月份乘西南季风出甬江，到江苏刘家港与其他地方船只汇合后，越东海、黄海，穿渤海湾入海河至北京（当时叫大都）海槽船队船只数量一般超过百艘，浩浩荡荡！庆元港后来有了专门的海槽船，是尖底的三桅帆船，两头各置一舵两桨，前后对称，特点是遇海上风暴时可首尾互换行驶。到了元朝的中后期，渤海湾的直沽、山东的登州、莱州、胶州等港口的商船、运粮船常也往返于庆元港，为南北商业船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元朝的我国三大主要贸易港口分别为庆元港、泉州港及广州港，庆元港为对日本、朝鲜的主要贸易口岸港，同时也与东南亚、西亚、地中海、非洲等建立了航线。庆元港的进口货物有珊瑚、玉、玛瑙、琥珀、玳瑁、檀香、水银等多种品类的珍异和香药，也有木棉、高丽青器、花梨木、乌木、硫磺、椰子、牛角等多个品类的粗色，该时期海外贸易的特点呈多元化：一是从品种上大大超过了宋代，打种之多；二是并从以前以高档奢侈品为主逐渐转向以日常用品为主；三是产地分布极为广泛，与航线增加有关。年，韩国渔民在新安外方海域发现一艘沉船，考古队员从沉船里发掘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万件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这一考古成果震惊了全世界，沉船上有个铜制称砣刻着“庆元路”字样，表明这条沉船是从庆元港出发的！
元代庆元港最突出的变化是国际航线的开拓与发展，及因实行海槽得以恢复的北方航线，由于元朝地跨欧亚，国际航运的需求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作为元军海上远征作战的基地，庆元港海上运输活动的规模也得以扩大，刺激了码头、仓库、造船、航海等多方面的发展，因南北交流需要而萌发的宁波南北号商业船帮为其以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那是宁波这座港口城市的鼎盛时期！当然，随着元朝的灭亡，庆元港的名称终归也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相对与元代海外贸易的活跃全然相反，明朝实行的是“海禁”的做法，除了政府自身与个别国家建立的“朝贡”关系的需要外，对私人与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全面严格禁止，那就是所谓的“海禁”政策。唯一的特例是明朝前期的公元2年，明成祖朱棣即位，在集中全国资力筹备郑和下西洋，将中国的航海事业推入了鼎盛时期！
促使实行海禁的原因有二个：一是明太祖推翻元朝后，在击灭方国珍、张士诚的过程中，有不少逃落沿海岛屿及海外，让统治者不安；二是明朝“倭寇之患”较为严重，北自山东、南至广东，频海之地均受其劫掠和骚扰。倭寇不只是日本人，也有相当中国沿海的“莠民”参与其中，嘉靖年间，在“倭患”严重的宁波沿海，一度连捕鱼的船只也禁止下海，使“海禁”变得变本加厉起来。
明代的海禁自开国到隆庆改元，前后长达年，基本政策一直没有改变，那是闭关锁国的时期。对华船只仅限于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进行贸易。宁波港除了几年来一次的日本“贡船”外，几乎没有其他商船靠泊，一派萧条的景象！全国对“朝贡”国家开放的港口只有三个，即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宁波港被指定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港口。
公元1年由于日本幕府连年征战，财政枯竭，于是采纳了商人肥富的建议，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签订了“永乐条约”，以进贡的名义来进行交易，实际上是卖给明朝政府，明朝则按数量给价，目的还是交易。日本在勘合贸易获益较大，大量明朝的铜钱流入，为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量的中国书籍、古画、丝织品和工艺品的流入丰富了日本的社会文化生活。日本的硫磺、苏方木、铜、工艺品的输入，对明朝的造币术、军工业、染织业及其他手工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期（公元年）的“争贡”事件发生，即日本各贡使为夺得朝贡的权利而相互残杀的事件，是日本国内明争暗斗的结果，宁波的舶提司官员贪赃枉法，包偏一方的做法，反映了明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终止了中日之间的官方贸易，嘉靖中后期的宁波港实际上已没有了贸易运输活动。
在明代海禁时期，浙江沿海的海外贸易一度频临绝迹，但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海外商人，都对海上贸易有着强烈的要求，于是海上非法“走私”应运而生。地点是在双屿港（在六横岛附近），当时在那里走私货物的有日本人、葡萄牙人，多的时候港口停靠的船舶有千余艘，上万名商人，年至年间，是双屿港市场最繁荣的时期，当时参与贸易的还有暹罗(泰国)、婆罗州(印尼)和琉球等地海商，贸易额惊人，被有些学者称之为“16世纪亚洲最大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公元年明政府派遣军队摧毁了港口，葡萄牙人随后窜至广东海面，年以曝晒货物为由，行贿海道副使汪柏在澳门登陆，开始长期居留下来，这也是澳门历史发迹的来由。
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潮涨潮落，盛极而衰！处于低潮期的宁波港也一改宋元时期的千樯万揖的盛况，此时期是宁波最为萧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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