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爆光 http://www.bdfyy999.com/guanyuzhongke/dashiji/m/

深圳，从只有30万人的穷乡僻壤，到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变成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际城市，只用了40年！它堪称“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9月21日下午，在“进无止境——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上，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深入探讨了“深圳奇迹”背后的逻辑与密码。

本文为王志纲在现场的演讲精编。正和岛经演讲者确认发布。

换船者说

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官员，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谈我所理解的“深圳传奇”。

在开始演讲之前，我想问在座的李子彬市长一个问题：有个说法传的很广，说你在当市长时，做了很多工作，可以说对华为帮助很大，但任正非从来没有请你吃过一顿饭。但我听华为身边的权威人士说法不一样，在你卸任之后，任正非曾经专程到美国请你吃饭，是有这回事吗？

李子彬：是有这么回事的，当时我在纽约，任正非坐飞机到纽约请我吃的饭。我认识任正非11年，都没有请我吃过饭，过春节连一束花都没有。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时华为还没这么大，我当市长时做调研，尤其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企业体制方面的，每次调研任正非都参加。华为那时候也不大，经常有困难，他就到深圳找我协调解决。那时候一年见几十次面。现在华为大了，困难也多，还面临美国的打压。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长喝一次茶，不能再打扰了。

王志纲：这么一个小故事，深刻反映了深圳的政商关系，是一种有别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比较单纯的关系，这个故事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蕴藏着深圳发展的密码。

好了，言归正传，讲深圳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直到现在，美国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历史的意外”。在此之前，几乎全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秉承的要么是中国崩溃论，要么是中国威胁论。根本不把中国看在眼里，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当中。

美国前几任总统和政客都曾对于改造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认为中国会跟着美国的节奏走——这也成了特朗普今天向前任甩锅的最佳理由。

特朗普这个精明的商人、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上台之后，发现遏制中国为时已晚，但又不得不做，所以才对中国表现出如此烦躁，如此横蛮，如此不择手段。

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我身边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国，想要逃离中国。这一批人是“两国一家”，就是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顿在了美国，而自己在国内继续赚钱。

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批人也可以说都是聪明人。

支撑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的最深层次的思考，就是认为中国是一艘沉船，是一艘迟早会沉没的独木舟，所以在沉没之前，最好的办法是换船。尽管他们在中国大发横财，但他们始终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法制生态极度悲观，所以越是赚钱，越要换船。

原来美国限制中国过多的移民，因此新西兰、澳洲等都是他们选择的地方。奥巴马上台以后，给中国提供了“投资移民”的政策，大批中国土豪一下子蜂拥而至。

那段时间我去美国，在尔湾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遇到了至少1/3的“老熟人”，都是这些年陆陆续续移民去美国的中国人，好些还是通缉犯，躲在美国当寓公。

饭店里面熙熙攘攘，烟雾弥漫，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国。我刚坐下来，就有不少人来打招呼，他们告诉我，光是深圳沙河高尔夫球会的名会员当中，就有相当一大部分就在美国，甚至可以单独组成一只球队了。

我问他们，带了多少钱走的？我一听，发现最少的万美金，最多的就没法说了，可能上亿、十亿都有。我看这些富豪的房子，有万元的，也有万元的。

支撑他们这么做的背后逻辑，是对中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但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全球化经历巨变，特朗普对中国实施正面狙击和打压，两国关系骤然紧张。特别是出现疫情以后，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孱弱暴露无遗，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山巅之城突然破灭了，现在他们想换船回来，可惜已经是难上加难了。

一下子，这一批成功人士开始思考：到底谁是沉船？

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一直坚信中国的未来，坚信中国一定是全球机遇的汇集之地。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深圳四十年，其背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天翻地覆的一个缩影，因此借着这个机会，我也和大家探讨中国经历40年的崛起，到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必然在哪里？

深圳代表中国,好坏都是文章

关于深圳的崛起，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分析，官员有官员的讲词，都很精彩，我也有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深圳是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

没有生死压力，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像深圳这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成绩。

在改革开放前夕，出现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逃港潮，这起于一个谣传，说英国女王为了庆祝生日，给大陆人提供开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户口。这个消息一传开以后，不光是珠三角、汕头，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

深圳有近香港之利，却也带来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难题，这么多年，我见到过很多香港的老板，堪称枭雄。

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陆逃过去的，一讲到当年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的时候，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就都变得口若悬河，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都会泪流满面，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为什么？因为这段经历是他们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也最难忘的，它会永远刻在每个逃港人的心里。

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到基层视察，他发现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这些想要逃港的人，但是再多的公安武警根本挡不住。而深圳乃至广东，相比内陆，已经又强了不少，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当时中国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在这样危机倒逼之下，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

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因此，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不唱高调，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深圳的伟大崛起完全是逼出来的。

深圳的经济怎么往前发展呢？当时还真不能叫“改革开放”，而应该叫“放出来的活力”。

当时从东莞到了深圳，所有打工的人都要交钱，买一个暂住证；只有东莞不需要，所以我当年去采访的时候，东莞已经有万劳动力。这万劳动力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其实非常简单。他们男男女女，每个月的工资就元左右，到这个地方也没有正常的生活，吃不好，住不好。但是，不就是为了这点钱，还不如换一种活法，去打工。

于是，上千万农民工去珠三角打工。特别是以东莞为代表的土地生产值上涨得很快，当地的农民可以盖出厂房。很多香港人拿着订单过来，东莞一边是订单，一边是工业厂房。

这个地方几十年都没有实现的，在短短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最后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加工厂的历程。

这里面的故事说起来很多不人道、不人性，但是它符合了人们追求幸福的经济学常识。这一放，就放出来了东莞、珠三角、深圳，放出来了中国的沿海经济。

年，我去深圳，李灏同志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北京对于市场经济究竟怎么看？”当时的深圳已经摩拳擦掌，一定要给市场经济争口气。但是，当时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禁忌，很多人觉得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能谈。

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的时候，我在新华社，因此非常有幸间接参与了这个过程，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这个口子撕开以后，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为什么呢？它顺应了规律，顺应了潮流，从此中国有了放出来的红利、摸出来的市场，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

“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挡不住的国运”。

我发现中国有一个现象：但凡人们认为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总会出现转机，局面越困难，越孕育着机会；但凡日子好过的，总会有人头大，开始出现各种不符合规律的乱象。

深圳正是典型代表，90年代末到世纪初，也就是李子彬先生当市长的那几年，是深圳最迷茫的一段时间。

特区的外贸红利基本用完了，新的产业还在孕育，还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地少人多，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网上那篇传遍全国的《深圳，你被谁抛弃》也反映出了深圳的尴尬，但就在这不被看好的局面下，深圳却开始了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之路，李子彬市长在任期间，坚持把发展工业、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

就像李子彬市长自己说的那样：各个城市的发展路径不同，有的以商业外贸为主，有的是旅游业为主，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是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

就是中央给了15年的政策，再加上体制机制的优势，香港的投资等。就在这波红利快消失的时候，深圳进行了产业升级换代，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通过工业化进入现代化，打下了深圳未来20年腾飞的基础。

现在的深圳，看起来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所有人围着说好话，我却很担心，深圳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和泡沫化，还有飞上天的房价、高生活成本，现在在深圳打拼的年轻人，远没有十年前幸福，这一切都标志着深圳的光鲜外表之下，危机正在酝酿中了，这也考验深圳现在执政者的智慧了。

“深圳奇迹”背后的三个根源

深圳为什么能一路走到今天，我谈三个方面：

第一，基因

为什么四个特区中，只有深圳走出来了？只有深圳能够一枝独秀？就是文化的原因。我的理由不说了，只想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走过很多地方，发现很多大学生、很多人才曾经到厦门、汕头等城市，但是最后都待不住，离开了。他们为什么待不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使他们根本融入不了当地。

本土文化越强烈的地方，长成参数天大树非常难。而深圳恰恰相反。深圳的人口主要是三大块：第一块是深圳人，也就是本土人；第二块是非本地人，包括华侨城的，属于国际来；第三块是流动人口。深圳几乎没有什么本地人，非本地人或流动人口多。

为什么深圳能够撑得起全球性企业，我想和蛇口基因有关，很多深圳的大企业都是从蛇口走出来的，这至少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蛇口这个地方有全球化意识，它从创办之初，就是一个被可以开放的口子，一切可以先行先试，更加易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也赶上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

天有多大，胆有多大，市场和成就才可能有多大，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点，蛇口乃至深圳最大的特点是鼓励创新。

举个例子。当年任正非缺钱的时候，想了一个“招”，让员工将自己的工资拿来集资，还给了一个“美其名曰”的理由：你既是在华为打工，还是华为的股东。那个时候，对于他能走多远，很多人都是怀疑的。

任正非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吹牛高手。当年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任正非说，以后华为在全世界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来看，都说对了。

其次，任正非把理念塑造出来以后，能够让所有员工去努力。员工们既是公司受益者，同时也是股东，这其实根子深处还是同一个道理——人性，懂激励，大家敢行敢试。

再有，任正非是一个践行大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且身先士卒。任正非和牟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有着极为坚强的毅力和超强的行动力。这个东西一年看不出来，十年、二十年就不一样了。

这三方面构成了华为的企业文化，最后打造出了一个世界级公司。

不光是任正非，还有平安的发展也体现出了锐意创新。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人，这批人年富力强的时候，总想着成就一番功业，蛇口正提供了这样的土壤。

在蛇口这块试验田上，最先励精图治的就是创始人袁庚，按他的说法叫“试管经济”：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而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

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力：要什么政策，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于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当时，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

平安集团的创始人马明哲先生在这样享有特殊政策的舞台上，最后做出了一个全世界非常牛的综合金融集团。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实践，这样一个非常普通、并没有很高学历，但有理想、愿意尝试的人，在蛇口基因的孕育下，几十年以后，走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华为和平安都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以世界为师，花大价钱向全世界学习先进经验，但又不盲目崇洋媚外，在麦肯锡、IBM等咨询公司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最终打造成世界级公司。

这就是基因，它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第二，生态

这些年来，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抛砖引玉，供大家思考。在市场经济的很多方面，但凡是政府用力过猛，结果都会破坏生态；政府用力适当、甚至是“无为而治”的时候，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反而会充分自由。

就像华强北。我在、年的时候，深度接触了华强北的电子一条街，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当时，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用市场行为，把电子工业部打包做了赛格集团，雄心满怀。其中上市的公司有很多家，政府把很多资源都给了它们。

当初的赛格集团，有着深圳市政府寄予厚望的最强配置，但即使在赛格集团最兴盛的时候，想打造的产业却仍然差强人意。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场，却阴差阳错的形成了。

华强路由工业区变成了电子市场，振华路成了金融证券一条街，大批的配套商业也陆续进驻。这是一个集体创业的时代，在华强北，一个一平米的柜台，就是个创业的大舞台。一张柜台申请表登记表，被炒到了几万，一个柜台，日成交少则万计多则数百万计。

不计其数的人在这里发家致富，腾讯也是从这里走出的，这一切见证了华强北全民创业和财富神话的历程，也感受到了全球电子元器件的天堂、亚洲电子第一市、中国电子第一街的魔力。

随着0年赛格广场全面落成，华强北的电子时代有了最辉煌的标志。然而辉煌一时的赛格集团却逐渐地泯然于众人之间。

伴随着政府的清理，华强北的山寨产品市场现在已经干干净净了。原来深圳市极力扶持的很多部委省委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制造业或者工业企业，大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因为水性不佳而被淘汰，它们就像是恐龙一样，体型庞大，动作缓慢，当侏罗纪公园变成了热带雨林，恐龙不在了，华强北这么一个全球最大的山寨产品市场却成长起来了。

华强北不仅支撑了深圳家电、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与当初的蛇口一样，华强北的故事，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到来。

最后，我们惊讶的发现：恐龙们的尸骨腐烂以后，变成热带雨林的肥料了。热带雨林符合生态，于是“兔子吃草，狐狸吃兔子，狼吃兔子”这种生态链下，产生了华为、腾讯、大疆等连美国都感到害怕的高新科技企业。

对于深圳政府来说，不需要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要在市场失语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在生态学中，对于湿地而言，维持其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千分之三的含盐量；类比于社会学中，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职能之一。

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从侏罗纪到热带雨林，这里面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好好思考，尤其值得很多内地城市借鉴。

第三，人性

多少年来，大家都希望成为雷锋，最后发现在这种要求下，产生的都是伪君子。“人”这个东西，我们一直不承认它固有的东西，但是它是有两面性的。人是有欲望的，这个欲望释放出来，就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景象。

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释放人性，释放人的贪婪、侥幸和虚荣。

深圳的成功，从基因，到生态，归根结底，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性，人的本能。40年来，我采访过、接触过、服务过很多成功人士和企业家，说一千道一万，这些人都是一句话，就是欲望的释放。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深圳，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被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深圳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是对灰色地带的容忍：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与突破……这样的容忍使深圳在一段时间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上帝释放了魔鬼，使得人性在这块土地上能得到充分的张扬、充分的释放，最后大浪淘沙，魔鬼创造出天堂。这个天堂虽然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但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淘选，今日的深圳成为中国社会最文明、平均素质最高的区域之一，这种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断向善，社会共识得以凝聚，最终使大湾区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大恶终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终于造就大立。

追因溯源，深圳产业化的成功，不仅是政府领导的成功，也不仅是国家力量推动的成功，更不仅是什么深圳模式和能人政治的成功，根本的还是最常识的市场主导经济的成功，最基础的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成功，最简单的顺应人性的成功。

人性的水推动了深圳的船，顺水行舟成就了深圳。这才是深圳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排版

张溪冉

审校

叶开甫轮值主编

叶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