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望生作者简介
李望生，湖南岳阳城陵矶人，曾任《城陵矶港史》主编，现为中国港口协会会员，岳阳市历史学会理事。与何林福合作出版有《张谷英村》专著，在各级报刊发表各类地方文史文章近20万字。
一、早期的港口活动城陵矶，依山傍水，控江扼湖，港湾条件得天独厚。早在新石器时代，城陵矶地区便有人类活动。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早在周夷王时，楚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设句宜、鄂、越章三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从熊渠到楚武王熊通的近两百年间，楚人除大力经营沮、漳、江、汉流域外，还开始楔入大江以南。楚武王在鄢北之战(前)后，灭罗国徙其臣民于枝江，楚文王扩境江南，于公元前年~前年又将罗国遗民迁徙至今岳阳、汨罗、平江一带。这一史实说明，在此之前，楚国已经控制了洞庭湖东这一地区，否则是不能徙罗国遗民于此的。其后，楚庄王灭麋、楚宣王灭蔡，都将其灭国遗民迁至城陵矶附近。文王以后，楚国虽全力北进，争霸中原，但也始终没有忘记开拓江南，史料记载有：成王镇抚“南方夷越之乱”，共王“抚征南海”，平王“为舟师以代濮”，悼王“南平北越，扩境苍梧”，这四次楚师南下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一东线，经岳阳，汩罗，直达湘江流域；另一条是西线，经松滋、澧县、临澧以至常德，进入澧、沅、资流域。
城陵矶位于洞庭湖东口，为岳阳门户，楚徙灭国遗民也好，舟师南征也好，无不首当其冲。随着楚人政治、经济、文化的南移，作为南北交流的交汇点的城陵矶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也日益楚化。这就使得城陵矶地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生产规模得以扩大，南北经济交流更趋频繁。据考古发掘，在城陵矶南向的七里山发现一处大型的战国时代的文化遗址和城址，出土了大批陶鬲、钵、壶、罐、豆、瓦珰等，表明当时它已是一个人口密集、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方。
楚怀王六年(前)，鄂君启持怀王赐给的铜节在楚地经商，不仅可以免税，还可受到所经城邑或驿传的接待。其“舟节”铭文记有鄂君启“屯三舟为一舿、五十舿”为一船队的商业船队，走遍了洞庭四水，据专家考证，“舟节”所谓“庚木关”，就是经过城陵矶附近的“无假关”。鄂君启的船队是经过城陵矶水域的较大官办商业船队，除了官办的以外，不持金节而需纳税的私商船只以及民间船只，当然就更多了，它们的进出，无疑更促进城陵矶港口的发展。
秦军拔郢后，继续向南楚(江南湖湘)进攻，从城陵矶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楚、秦兵器来看，说明城陵矶在秦楚争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二年出巡，主要是走水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其回归的路线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他的大队人马就是经城陵矶入洞庭至湘山的。湘山，即君山，又称洞庭山。秦始皇为了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派兵出征岭南地区。南征军队经城陵矶入洞庭穷湘水，受阻于五岭。迫于军粮辎重的运输，公元前年，秦始皇决定在五岭之上开一条运河，以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水系。这就是公元前年开通的灵渠。这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竣工，使得我国江南的水运事业大大推进了一步。“秦汉以后，中原地区与岭南交通多取道于此”。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灵渠沟通后，湘、漓二水成了联系长江与珠江的重要航道，岭南地区的物资多由此运往中原，中原物资亦经此南去。城陵矶港作为入湘和出湘的第一站，地位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大量的商民、船家亦纷纷麇集城陵矶。据年在洞庭纺织厂基建工地清出67座西汉时期的墓葬来看，证明城陵矶沿水一带日趋繁荣。
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吴主孙权占据江东，扼守三江口水路要道，周瑜火烧赤壁，孙、刘两支水军追击曹军，都从这里经过。清朝诗人魏源有：“舟出城陵口，天围楚蜀濆，诸舟千里会，三国一江分”的诗句，概括了三国时期城陵矶在军事、经济上的重要地位。
建安二十年()，蜀主刘备与吴主孙权议和，划湘江为界，江东属吴，江西属蜀。为防蜀之荆州军，孙权派大将鲁肃筑巴丘城(今岳阳楼一片)，设大屯戍，在洞庭湖中训练水军。城陵矶紧扼洞庭湖口，为巴丘的前哨，鲁肃便派军驻守。这里驻军所需的粮草、辎重便常常在城陵矶起卸。过往船队亦常常停泊在城陵矶南面的翟家湖中。由于人口供给增多，亦促使城陵矶的市场更加繁荣。至此，城陵矶便成了有城市依托、商贾往来、船舶经常性集中靠泊的港口。
晋武帝太康元年()，置建昌郡，郡治设巴陵(今岳阳)，使巴陵一跃而为湘北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城陵矶港攀龙附凤，又有了一定的发展。
晋安帝隆安三年()，荆州刺史殷仲堪与桓玄军大战三江口。刘宋元嘉三年()春，荆州刺史谢晦反，宋文帝派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在城陵矶一带进行征剿。梁简文帝大宝二年()，河南王候景反，大都督王僧辩帅诸将东击侯景，军次巴陵，景军泊舟城陵矶莲花塘，又被平北将军胡僧祜潜兵夹击焚营溃遁。侯景虽败，但后人竟呼“莲花塘”为“侯景港”“侯景浦”或“侯景泊舟处”。
二、岳州商路的兴起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的重心已基本完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长江流域经济不断上升，地方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相应地发展。隋炀帝开运河后，长江、珠江、黄河三大水系联成一体，水运事业迅速发展，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
湖南产米，渊源流长。至唐代，“开元二十年()以后，粮食仰给东南，多循隋代所开之通济渠漕运京都”。唐德宗时，江西，湖南、福建、鄂岳、岭南每年有漕粮万石运往京师各地，其中湖南、鄂岳、岭南等地漕粮运往京师，必经城陵矶方能入长江。鉴于地理水文的条件，漕粮运输船队亦常在城陵矶避风过夜。
岳州窑青瓷自晋朝发展起来，到隋唐时达到鼎盛。岳州窑的中心产地在现湘阴县的城关镇、铁角嘴、芦林潭一带，都在湘江河畔。岳州窑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鉴于当时运输条件，大部分是从城陵矶出口的。唐代中期，长沙铜官窑瓷器兴起，与岳州窑青瓷竞争，促进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长沙铜官窑瓷器有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有褐斑贴花，自釉绿彩等品种，这类瓷器，可算是当时瓷器产品的最高水平，远销浙江、安徽、江苏、河南、陕西、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和东南亚各国。扬州、宁波、广州是唐代重要的国际贸易商业都市，出海口岸。在多处唐代遗址中，均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长沙窖瓷器。就目前所知，海外出土长沙窑典型器物的就有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等国。长沙窑瓷器的外销，只有通过城陵矶入长江才能达到扬州、宁波等地，城陵矶是湘北出口的最后一站，城陵矶当时设有相应的关卡和税收机构。城陵矶镇市场，配有瓷器销售，以供从川、荆等地沿长江而下去扬州、宁波等地过路客商自由采购。城陵矶港成了岳州窑、长沙窑产品的集合地和转运站。
岳州产茶，盛于唐，始贡于五代。唐德宗时，岳州便设有征收茶税的机构，为茶叶出口的一道关卡。五代十国时，马殷攻占潭、澧、衡、道等二十几州地，建立楚国。“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客，官收茶税”，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25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楚地一时种荼盛行，茶叶出口成了水运的大宗货源。城陵矶港是楚国进出口的咽喉之地，四方商贾，由长江入楚买茶也应经城陵矶。因而，楚国在这里设立邸店，开放市场，大做茶叶生意，买茶实茶商船络绎不绝，城陵矶港于是日益兴旺起来。
三、岳阳风景名胜对港口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最早来岳阳市境内游历的要算春秋时期的楚昭王。屈原逐沅湘期间，饱览湖湘秀色，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诗篇。威扫六合的秦始皇也曾两度横过洞庭湖。南朝宋颜延之的纪游之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楼作》，是现存的最早写岳阳楼的诗篇之一，说明当时这里已经成为游览胜地。魏晋南北朝以来，天下“谈形胜者，未尝不首及巴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贬官岳州、嗣后张九龄、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自居易、李商隐等一大批名士诗人，接踵而至。杜甫卜居成都时，见到蜀中名画家王宰画的岳阳一带的《山水图》，就为其写了《戏题王宰山水图歌》，称许岳阳说：“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杜甫后来晚游湖南，原因固多，而一览祖国的湖山大川未尝不是因素之一。“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一语，当是很好的注脚。当时的岳州，陆路运输远不如水运，而名士骚人要赴岳州一览洞庭胜景，自然乘船而来，城陵矶乃岳州之外港，又是出入湖的必经之地，且“城陵逐末地，迩亦有儒风”，相传，三国东吴名士虞翻有故居在城陵矶。城陵山为岳州境内名山，城陵矶乃吴楚名矶，三江口更是历代争战地。名士骚人在此小憩，一探名山，二访古人，发怀古之幽情，这是很自然的事。唐杜甫“扁舟下荆楚”，泊舟岳阳城下，李白六到巴陵，都是从城陵矶进出。大诗人自居易就有“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的诗歌；从荆江而下去夏口之客，也常在城陵矶下泊舟小憩，遥看洞庭，隔水歌咏。凡此种种，无不为城陵矶港口扩大影响。四、城陵矶巡检的设立五代时北方战乱频繁，加之关中水利失修，黄河泛滥，人口大量南迁，致使南方人口急速增长。到宋朝中叶，岳州人口户数比唐时增长了5倍，最高时达“九万八千六百七十二户，人口五十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九人”。人口的增长，扩大了城市的消费能力，人们对商品交换的需求量亦越来越大，商品交换量的扩大，加速了市场的繁荣和水运事业的发展。城陵矶作为一个依附于岳州巴陵的港镇，人口亦在急速增长，集市亦加繁荣，港口船舶进出口量又有扩大，船舶进出口量的扩大，对港口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港口除军运和漕运有章可循外，其他帆船进出、停泊码头，均靠帮派势力。当时，城陵矶盛行有打码头的陋习，港口虽无正规码头，但滩边河坡均为航船停泊的理想之所，一块木跳板，便可将船和岸连成一体。然而，滩有大小之分，坡有长短之别，为了使自己的船只能靠在近镇傍的坡滩下，船主们常常为了一船头之地而动武。那些被请来为船只装卸取货的伙计们(宋时除漕粮装卸，有固定的“漕佣”外，城陵矶并没有固定的码头挑夫，货物上下，一般是货主店家叫几个人去充当挑夫)，更是恃强斗狠，动辄为几米坡滩的长短而玩命相争，而且由于市面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对城陵矶镇的社会秩序必然要加强治理。
宋代，在武臣中有“巡检”一职，主要设于关隘要地，或管数州数县，或管一州一县，属州县指挥，其作用是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太祖建隆三年()，湖南道行营慕容延钊攻占岳州后，正式在城陵矶设“巡检一员”，以加强城陵矶镇及其港口的治安管理。
城陵矶巡检的设立，是统治者对城陵矶这个军事要地、天然良港予以重视和管理的开始。从此之后，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在城陵矶设置机构，加强统治。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重修岳阳楼后，名声大噪，游人纷至沓来，城陵矶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五、荆湖南北路路茶叶运输宋朝，茶叶已和米、盐一祥，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一日以无”的饮料。因此，制茶业和茶叶贸易都有较大的发展。荆湖南北路(南路治所设潭州——今长沙；北路治所设江陵)，为宋代江南产茶重点地区之一。年产茶(福建、两浙、荆湖)“总为岁课：江南：万余斤”，而“荆湖万余斤”。
荆湖南北路所产之茶，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帮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州，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可见，荆湖产茶，不但充岁贡，而且远销帮国。岳州所产之茶，名传天下者，有临湘的龙窖茶和巴陵的君山，氵邕湖茶等。
荆湖名茶对商贾贩运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茶之为利者甚博，商贾转至于西北，利尝于数倍”。而当时，茶叶“转至西北”的运输路线，又唯水路莫属。荆湖南路所产之茶出口，必须经城陵矶出湘入长江，运往西北；至于“远销邦国”的所有荆湖南北路茶，则全要经过城陵矶而达扬州、宁波，外销他邦。
据《宋史·食货志》载，当时茶叶贸易续五代时风，实行官卖。“民之欲茶者售于官，其给日用者，谓之茶食，出境则给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场，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隆庆《岳州府志》载：“旧有城陵矶批验茶引所。”茶引是买茶执照一类的凭证，茶叶出口须批验茶引，方可放行。
六、杨么车船的出现荆湖地区河港纵横，船一直是这里的重要交通工具。因而，造船业在荆湖地区发展较快。早在唐朝，巴陵县之新墙就可以制造载货贸易的掘头船，唐张志和有《渔父词》：“青草湖，月正圆，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掘头船，乐在风波不羡仙”。至南朝，荆湖一带始能制造大型战船。刘宋时期，曾制造上千艘战舰，有飞龙，翔凤、金翅、青雀、舴艋等称号的船。陈朝的华皎，也曾在湘州造金翅大舰二百艘。
南宋初年，洞庭湖区农民起义首领钟相和杨么，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水军与宋王朝对抗。君山杨么寨，就是起义军的大本营。他们集湘州造船经验，在唐李皋所造“二轮车船”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融集体智慧和才能，制造了数百艘车船和海鳅船。最大的车船有二十四车，分为三层，高十丈以上，其上可载千余人。稍小的船，高亦数丈。船上装有机轮，弓箭台和撞杆。行船时，几十人踏动轮子，激水如飞，船行如龙，可算是比较先进的利用机械驶动的“舰队”。
绍兴三年()，南宋朝廷派王燮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镇压杨么，遭到惨败。后来，又派名将岳飞前来镇压。《巴陵县志》载：“绍兴四年，除(授官)岳飞兼荆南鄂岳州制置史”，“将兵讨湖寇杨太”。岳飞以城陵矶、七里山为据点，组织水军。绍兴五年六月，岳飞大战杨么于洞庭湖，但仍败于杨么的车船。经过一段时间，岳飞摸清了起义军车船的航行规律，精心设计作战方案，砍伐君山的树木和芦苇、杂草，在主航道上设暗排、假山，作战时，施放大量腐木乱草缠住车船，才使得杨么战船失利而崩溃瓦解。
在岳飞征伐杨么的过程中，岳飞的水军在城陵矶、七里山扎营立寨，与杨么水军相对峙，在战略上取得了绝对优势，这个军事要地给岳飞提供了征伐杨么的先决条件。
杨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所建造的车船，以叶轮运转的连续推进方式，代替桨楫的间歇推进方式，在造船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七、元代“站赤”的建立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设“站赤”为各地水陆驿传机构。城陵矶在元代属湖广行省，是长江中游水上交通的重要“站赤”之一。为湘江——灵渠——桂江；洞庭湖——沅江——沅江两条水道的起点站驿。元朝在湖广行省的长江没有江水站12个，城陵矶站便是其中之一。
元朝在湘江——灵渠——桂江水道共设站40个。这条水遭在秦代就已开辟利用，以后历代相沿不废。城陵矶是该水道的起点一站。该水道横贯七路二府而达梧州，为北方入广西之主要通道。
元朝还在洞庭湖——沅江——沅江水道共设站25个。这条水道为至元二十九年()以后开辟，起自岳州路的城陵矶，往西抵镇远府，作为顺林——顺元路线之辅助，以便利“蛮宫进贡物货”。
从上述情况看，元代的城陵矶是湖广行省水道的枢纽，对湖广行省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陵矶港的经济地位日臻突出。
八、港口固定船只的出现元朝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恶化，封建王朝的暴虐统治，激起农民的普遍反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直接动摇了元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给社会生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由于战乱的影响，岳州人口急剧下降，明洪武年间，岳州府户数从元朝中叶时的岳州路户下降到户，人口由人下降到人，虽然行政区域稍有变动，但岳州人口的下降却是十分明显的。如此急剧的人口下降，势必影响当时全凭手工操作的社会生产的发展。为了巩固新得政权，明王朝统治者朱元璋鉴于“天下初定”，推行“足食在劝农桑”的政策。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的发展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出现了暂时安定的局面。
战争时的兵家必争之地的城陵矶，在和平时期则再现出它在经济上的作用。明太祖元年()三月，湖广行省参政杨景定岳州后，屯兵城陵矶。后在城陵矶设巡检一员，领马步弓兵百人，快船五艘以为镇守。并因“岳为江湖黔蜀之会，道路之至冲者，文檄之递续，舟车之往来，旦夕靡停”，而另设岳州递运所和水驿于城陵矶，使城陵矶港一跃而为岳州的中心港口。
岳州递运所和水驿在城陵矶设有固定船只与夫役。如此众多的船只固定于城陵矶港，实是城陵矶港口有史以来之罕见。
九、荆湘漕粮的中转港城陵矶向来为水运要地，矶下长江与洞庭湖汇合处的三江口，是历代江湖黔蜀漕粮运输之要冲。宋朝建都大梁，漕运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南宋时，荆湖南路之漕粮，主要运往两个地方：一是运至武昌给军需，一是运至临安供京师用。元都于北京，漕粮仰给于江南，一年多至3O0余万石。元时以江浙、湖广、江西为江南三省。湖广之粮需运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县)换海船转运。所有湖南漕粮出洞庭湖，都必需经过城陵矶入江，而去目的地。
至明初，朱元璋建都金陵(今南京)，湖南漕粮运转方便。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漕运先由海运，后改走运河，并改原由军运为民运至指定河边集散，再由军运至京师。岳、长、衡三地漕粮于七里山民运集中后，再由军运入江达目的地。城陵矶港乃为岳、长、衡民运漕粮集转地，隆庆《岳州府志》载：“户部分司(在)城东(北)七里山，即兑粮所。弘治元年，知府李镜从荆、岳诸冲运诸(之于)官兵，岁与岳、长、衡民兑易京储于此”。并有“郡佐一人监之，令输者用竹木苇席编棚为寓”储藏漕粮。后因“每遇夜或风雨往返斯难”，“通判吴佑等于永济堤东右筑地，方高咸七丈许”、“建官廨舍，东西厢房各一舍，仪门三舍。自此，官民便焉”。从中可见，当时城陵矶兑粮所的规模。
清光绪《巴陵县志》载：“明初兑交漕粮或于汉口，或于陈公套，或于青泥湾，屡行更改，迄无定所。万历三十六年，邑人给事中姜性奏改于青泥湾为便，报可，自后，岳、长，衡三郡，凡二十三州县，俱于岳城北门外水次漕仓，每岁粮道按岳监兑。”又载：“青泥湾(今桂花园上首)，去城陵矶五里，然水次漕仓改设北门，不闻所始，疑即姜给事奏准青泥湾后或以北门便近，故定此”，这都是以往的事。其实，隆庆《岳州府志》所载足实，而青泥湾乃不过有一说，或是七里山、青泥湾二地皆有兑粮漕仓。《巴陵县志》还记载：“以青泥湾兑四府(包括荆州)之粮，其便有四：道里适中且近，一也；免涉长江风波之险，二也；邻壤之民和睦不生事，三也；省减水脚，四也”。此四条优越性，青泥湾与七里山同具。故奏请“将荆、岳漕粮定于青泥湾水次交兑，永著为令，不得再因别府告改纷更。其衡、长二府另行彼处再议”。只是说衡、长二府，按“长兑法”还可以在城陵矶以上适当地点便民就近交兑。若以“冬月水涸，亦可泊舟交兑”的要求而言，衡、长二府也是难于“另行彼处”的。可见在明代，城陵矶港中转漕粮，不但规模甚大，而且有相当长的历史。
清代，漕粮为官收官兑按亩编征。湖南各州，县向民户征后，即运到岳州交卸地点，解发运军，直达北京。清代京师官俸民食皆仰漕粮，每年需米万石以上。全国有漕粮任务的有8省，分别为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至康熙乾隆时期，由于江浙一带棉、丝纺织业的大量发展，农民大多数改种棉、桑等经济作物，减少了粮食生产，加之江浙地区，日见发达，地少人多，粮食开始不能自给，要靠外地贩进以充民食。而两湖等地区，由于手工业发展的速度缓慢，农民大都以种粮为主；加之洞庭湖区逐渐开恳，增加了粮食生产地域，故粮食产量一跃为全国之首。原“苏常熟，天下足”之俗语，遂改成“湖广熟，天下足”了。正因为如此，湖南省的漕粮任务一直居于全国前列。漕粮运输分为正兑(运往北京)、改兑、白粮三种。湖南正兑漕粮定为石，至嘉庆十七年(年)湖南正兑漕粮定为石，居全国第五位。直到光绪二十七年()，清王朝下令漕粮全部改成折色，漕粮运输方告结束。长沙早就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据《雍正朱批奏折》记载：“广东之米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
江浙一带米商赴长沙购米，亦只有经城陵矶而由水路达长沙等地。由此一来，城陵矶港口在此期间，达到了木帆船运输时期漕粮运输的极盛时期。
十、湘鄂边短途商路的起伏明代递运所、水驿的设立和漕粮交兑的定点，给城陵矶港带来了兴旺之气，港口的兴旺又促进了城陵矶镇商业的发展。明朝有不少达官、学士，在城陵矶触景吟诗。如洪武年间翰林侍读曾烜《舟至城陵矶与楚百户言别》诗中云：“孤舟夜向巴陵泊，一曲商歌不忍闻”，足见当时城陵矶商镇之繁华。故称“贾船客舫，不可数计”。
城陵矶下莲花塘，早年便是侯景泊舟处，至明时，更有发展，成为出入荆江之船的避风过夜良港。明朝正德进士、后官至户部尚书的韩士英有诗借莲花塘以抒情：“短壑藏舟浅系沙，柳边茅舍几人家，半江帆影随风上，隔岸云容带雨斜。前路有湖团草色，古塘无水种莲花；一官如此空羁绊，何处堪乘海上槎”。
诗中“半江帆影随风上”可证明当时城陵矶过往船舶之多，港口之繁忙。“短壑藏舟”亦为莲花塘的泊舟作了证实。
港口的兴旺，往往与太平盛世连在一起。特别是城陵矶港，本来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一至乱世，自然衰落。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城陵矶港一度萧条。至清朝中期，城陵矶镇又复抬头。据康熙《岳州府志》记载：清朝亦在城陵矶设递运所，并配官一员(康熙十六年裁)，税课一员，巡检一员(乾隆二十六年改设“千总”)。同治八年，长江水师于城陵矶设千总一员，并将税课一员扩大为税课司，成了过往船舶的一道关口，并于城陵矶设救生红船一只，专司“拯救复溺”。
城陵矶逐日发展，商旅大开。然而，各路客商无不苦之于水。城陵矶对岸的荆河脑，近旁古荆州路，陆路亦便，距荆河脑约十里处有观音洲，乃一热闹商埠，曾被人誉为“小汉口”。江南江北，重镇相望，却被长江隔离，难以贸易交换。“招舟而济，虽属津通，以(而)非官衙”。又因虽一衣带水，然地属两省。官吏袖手，商民行旅，常望江兴叹。然而，“两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直得无阻，已而必取盈焉。不遂欲不止，官司屡禁不听。耕农贩夫，无业贫子，徒手觅食者，往来甚以为苦，又尝不量力之所任，担务多载，夏秋水盛，江或反注洞庭，洪波汹涌，重舟绝流，一再簸荡，辄同沉设。春冬涸浅，然风飚不时重舟之患，亦复如之”。于是，为方便商旅，杜绝“担务多载”之弊，邑人赵登模“谨遵母命，慨然捐产约三干余金，议置义渡”。据嘉庆《巴陵县志》载：“城陵矶义渡，在县北十五里，西渡荆河脑，通荆州路，邑绅赵登模呈请设立，捐田一十八石，岁收租谷一百八十石，造渡船五只，募夫长渡，又于两岸建屋以安行旅”。赵氏此举，本属大善，感动两岸里人刘德礼，刘德智兄弟及许绵，亦献屋基作候船处。义渡一开，两岸交通大便。
义渡开始，终只能解一时之急。镇南十五里乃岳州古城，“店铺如林”之处，行旅商人，迁客骚人到城陵矶后，多继续南行，又因城陵矶乃长江与洞庭汇合之处，长江水深，而洞庭水浅，吃水深之大船在水浅时难进岳州，为满足行旅之需，于是，城陵矶划子帮应运而生。而时局变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水驿、递运所等官办航运一时无所适从，为划子帮的形成创造了社会基础。
划子帮始分上、中、下三正帮。上正帮专行岳州；中正帮为本埠商民服务；下正帮则西渡荆河脑，以填补义渡之不足。三帮共约百十号划子，无事时，停泊城陵矶一线，颇为整齐。上正帮木划多集中于镇江边，称为中码头，下正帮划夫大多系湖北荆河脑人，在现四码头至原城门处，设有湖北会馆，故木划多集结在此一带，称下码头。三帮业务界线分明，稍有差错，则动干戈。直到岳州开埠、城陵矶设关，均保持此状。划子帮的集结，为城陵矶港固定了木帆船停泊之所，亦有了“码头”的称号。
参考文献：
[1]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
[2]据年城陵矶基建工地出土一件青铜戈，考证为秦昭襄王二十年(前)所制，年冬在城陵矶附近的东风湖筑堤，挖出一件铜矛，考证为战国晚期秦国士兵的兵器
[3]《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页
[4]同治十一年《临湘县志·兵防志·县亨》
[5]《水运技术词典》第6页
[6]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出版
[7]隆庆《岳州府志》卷七
[8]隆庆《岳州府志》卷七
[9]《宋史·食货志》卷，页
[10]王颤、祝培坤《元湖广行省站道考略?历史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1]隆庆《岳州府志》卷七
[12]《岳州府志》卷十
[13]《宋史·食货志》
[14]同治《洞庭湖志》卷四
[15]嘉庆癸亥《巴陵县志》卷二十二
（此文选自黄军建主编、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岳阳文献》一书）李望生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