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嘉之别在于发展背景——时代纪实

朱荣林，嘉兴王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科技委顾问、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图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中心上海

看了《嘉兴为何没发展成长三角南翼的另一个苏州？》一文之后，有消息称，上半年“第一大城市工业”座次再次变化：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成功超越上海和深圳，成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作为参与讨论，我有如下补充观点仅供参考。

区位优势本身是一种资源，区位条件优越只能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大，但“潜力”尚非”实力”，两“力”之间的转化要靠配置。经济发展的史实告诉人们，生产力水平并不取决于资源禀赋程度，而在于其配置效率，即配置水平。当前，各省市之间的经济互动，或称经济接轨，其互动各方的受益程度之所以大小不一，皆取决于各方制度重新安排或政策设计到位的程度。因为，凡是资源都会在互动过程中流动，其流动规律是从配置效率低的地区，流向配置效率高的地区。我国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生产力落后，而资源短缺的东部地区生产力发达的事实，佐证了《资源悖论》。区位既是作为一种资源，其结局也难以此论，苏嘉与上海之间的位置关系不分仲伯，但结果却不能同日而语，原因有三。

一是由于理念上的落差导致浙江全省20世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错失了第一轮从上海转接外资的机遇。

随着中央开发开放浦东战略的实施，土地要素首次进入市场，要素市场化改革终与产品市场化相适应，从而结束了我国产品市场化与要素非市场化的失衡阶段。于是，与土地要素市场化相匹配，资金要素市场化改革也在上海悄然启动。20世纪80代末与90年代初之间的第一轮外资高峰登陆上海滩，便是证明。受80年代中叶苏南创造的《星期日工程师》“地下”配置上海智力资源的启示，江苏省委认定，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的中心在上海，而非南京。因此，江苏直通上海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沪宁高速》，江苏驻上海办事处立马随之相应调整至余人，从组织建设上巩固和扩大了”苏南模式”的成果。暗渡陈仓式的配置上海智力资源的探索，转变为光明正大地以上海为”跳板“去配置海外资金资源的尝试，是江苏全省接受外资战略的”第一桶金“。

浙江则不然，误将宁波定位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的中心，因此，第一条接轨的高速公路是在省内而非省际的《杭甬高速》，使省行政中枢杭州直通宁波。更为不解的是，当素有”朝南坐“之风的上海主动将沪浙快速通道修至两地边界沪方境内的松江枫泾镇时，浙江竞会坐视不见，任其”断头“长达近十年之久。至于该省驻沪办仍局限于通信联络之责，规模仅维系百把号人。决策判断的失误，终于导致第一轮经上海进入內地的外资高峰与浙江失之交臂。

图二，大都市气势的古城苏州新貌

二是由于发展战略方向定位上的偏差和历史上区划制度重新安排的心理暗示，浙江省长期将位于沪浙区划结合部的嘉兴内定为“飞马牌”而未能作为重点发展的城市去扶植，进而失去了其做强做大的佳机。

由于历史上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中曾多次酝酿过嘉兴的归属变迁，因此，其所处经济定位类似于浙江舟山的嵊泗县，在财政性边界不断强化的背景之下，处于任其自然发展的态势。与之相反，毫无归属悬念的苏州市，一直受到省府义无反顾地力挺。而计划经济年代社会资源的配置权集中在政府手中，江苏省府的倾向性扶植具有定海”神针“之力，使“桥头堡”地位的苏州不断坐大。在同一改革起跑线上的浙江，由于战略决断上的失误导致资源配置重心上的落差，致使全省与上海的互动战略的方向偏离了“接轨”而进入了”角逐“，从而使嘉兴发展的”被”定位从两地互动的”桥头堡”，演化成双方互决雌雄的“前哨岗”。

年春，时任嘉兴市委书记卢展工同志是全省最先感知接轨上海重要意义的中层干部，我应他之约率领过一支擅长解读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的上海专家队伍来嘉兴，但终因缺失政策资源、资金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的支撑和配套而独木难支。历史再次证明，经济互动策略预判上的失误，是经济决策沙盘推演中之大忌。

随着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功能定位的日趋深化，时年从福建调任浙江省委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调整了两地互动的物理坐标，迅速指派时任省委督查办主任沈雪生同志来上海听取专家建言，当时的我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与上海市政府协作办副主任周伟一起接受了访谈的任务。当时，我直言了上述观点。同样的观点，我在随后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等同志在沪召开的浙江同乡会上的发言中，以及在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黄菊的书谏中作了陈述。此信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港建设为话题，阐明了一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专家的浙江人，我发自”手心手背之痛和鱼与熊掌之苦，一头牵着桑梓之乡，另一头系着成材之地“之情结，倾吐了对沪浙两地在未来国际航运大业上紧密合作的恳言。

后经中央批转，此函转发给了沪、苏、浙和交通部等一部、三省市的主要负责人。近日不幸去世的上海市原市长杨雄同志时年受韩正市长的委托，交通部规划司副司长张小文、国家组合港办公室主任王明志分别受时年交通部部长李盛霖的委托，先后约见并听取我对沪浙港口互动发展的心声。尤其令我动容的是张小文副司长，当他专程赶到上海后获悉我在浙江嘉兴调研时，又折赴嘉兴在市政府会议室由时任嘉兴市政府咨询会主任姚金林同志陪同下与我会见。此事虽已时隔整整15个春秋，但其情其景宛若昨日。

图三，上海洋山港

三是苏浙两地国有固定资产实力的落差制约了弱势方经济的发力。全国解放以后，新政权面临的虽是一个商业资本严重不足，经济濒临崩溃的烂摊子，但仍有可被继承的固定资产。江浙沪三省市从国民政府继承的遗产份额中的排序，上海最多，江苏次之，浙江最少。原因在于，作为民国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是国家金融中心和重要的对外口岸，系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金库”所在地，经济上已有”远东巴黎“、”购物天堂“之誉。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高达12亿元，固定资产自然盖过江浙。江苏则是国民政府的”首府“和经济重地之一，建国之初全省生产总值为48，4亿元。而浙江虽是国民党的发祥之地，素有湖州出幕僚，青田出将才之说，但商家不盈，实业不强，解放之初全省生产总值仅为15亿，还不及江苏的1/3。解放后，继承的遗产自然成了新中国三省市政府的国有资产，其比重排序亦复如上。由于江苏省的国有资产主要集中在苏南城市，因此，从继承的家底和日后积累的资产实力角度与上海互动中，被省城所“宠”的苏州的条件当然胜过了资产匮乏而又无”后援“的嘉兴。即便当时嘉兴有“后援”，也援不过全国唯一所有地级行政区都跻身百强的江苏省，更况是没有”后援“。

图四，我国大运河沿岸的标志性建筑一一嘉兴《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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