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后，香港逐渐成为远东地区新兴的商业中心和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运站，也是联系海外华侨与祖国大陆的桥梁香港华商就是在内外交流过程中兴起的，它既沟通了国内和海外市场，又融合了海内外华商的力量，在近代民族经济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一、香港华商主体的来源(一)早期香港华商主要源自大陆近代香港居民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等沿海地带余年内，曾出现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内地人口、资产迁港潮流。在香港经济开始运转之初，即有小商贩从附近的东莞、归善、新安等县迁入，经营很兴旺。早期香港买办大多原来活跃于珠江三角洲地带，到港后结成买办世家和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排他性集团香港开埠不久，己有买办自立行号，开始兼有商人的身份这些人是香港华商的起源。太平天国运动时，华南局势动荡，许多人口逃港避难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割占九龙，港埠得以扩展，贸易与航运皆蒙其利，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前来寻找机会。在这些移民中，许多是举家迁徙的，与早年几乎全是只身赴港的情形己大为不同。内地行商、富户到港后，即买地开店及经商牟利，使香港出现了开埠后“仅见的蓬勃现象”又因美国和澳洲发现金矿，内地经由香港出国的人数激増，也刺激了华商社会的兴旺。随着香港与南洋北美一带航运的开拓，商贾往来渐繁。华商成功地利用传统的经营方法，把远洋贸易和中国沿海贸易连接起来，这就是沟通南北洋交往的南洋庄和横贯东西方向的金山庄它们分别代表着来自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的商人的势力，并构成香港华商的中坚力量。如潮汕人陈宣衣、高楚香分别在港岛创设乾泰隆和元发行，开了南北行业之先河；新会人李升于年避战乱举家迁港，经营礼兴号、和兴行等金山庄，富甲一方19世纪末，香港己成为东方最大的转口港。华南商民赴港设栈经营、扩展业务的情况大为増加为适应中外贸易频繁、外埠及广东内地各乡汇兑之需日増、香港本埠金融调节之需愈殷等情况，创立了香港银号，其业主以粤南海籍人最早、势力最大，顺德、四邑人次之。此时，香港也是大陆居民移往海外的主要转运站，如-年间，华人经香港出国者近万人，同期从海外返回香港和内地的华人，每年带回香港的财富估计在千万元以上这为华商资本的原始积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香港华资最早萌生于商业(尤其是从事于国际转口贸易的行业），是由香港自然地理位置和近代中外经贸关系所决定的广东毗邻港澳，素来商业气氛浓厚，粤商向外发展非常突出如《潮州府志》记载:“潮民逐海洋之利，往来……如履平地”；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宣称粤地可谓“天然商国”开埠后的香港正好给了粤商向外拓展和大展身手的机会，地利与人和的特殊背景，有利于其在港捷足先登。而主要脱胎于粤商的港商亦继承了经商的传统和擅长，以经营转口贸易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纵观港商历史，出身于粤籍者始终居于主流，早期的“港商”甚至就是粤商在海外的一个分支在清末，粤商许多人兼有港商、侨商的身份，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据闻其“营业于香港者不下一二十万人”。而按香港人口统计，清末时最多也不过40余万人，这充分反映了早期香港华人来源的地域集中性、华人社会的高度商业化及粤商在港的优势地位港沪航线开辟于鸦片战争后不久，吐纳北方货客。但沪商势力涉足香港相对较晚，起初主要限于金融、医药等业如中国通商银行香港分行于年2月19日开张;上海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中法药房和五洲大药房等驻港经理处，也在20世纪初建立起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贫者感生计之困难，富者苦兵匪之蹂躏，自不得不为避地图存之计，而以香港为宣泄之尾闾”。每次动乱都会引发逃港潮，如年11月，广东民军起义，合省震动，富户人家纷纷迁逃香港;年夏，龙济光军与滇、桂军在广州连战月余，市民每日逃港者达8千人之多驱龙成功后，粤省长出示劝告商民回省复业年，广东战事绵延几至一载，“富人多避港澳”此时，香港华人数量己达80余万，比辛亥前増长了1倍许多腰缠万贯的满清遗老遗少、失意官僚政客等，也加入了新移民的行列，如许应马癸之子许秉璋、骆秉章之后裔骆绪初、冯溥光父子、梁宦、陈望曾、陈伯陶、苏志纲等，拥有巨资，一切经营，如地产、银号、南北行庄等，莫不长袖善舞，获利不费。唐绍仪等创办的上海金星水火保险公司，朱庆澜、温宗尧等倡办的上海兴华制面公司也设立了香港分公司。国内各地商民视香港为“世外桃源纷纷前去投资创业如30年代初广州石印工业蓬勃一时，各大厂均増设香港分厂，达到该业的“黄金时代”；织造业为香港最重要的工业，所用粗纱多为沪产，该业在30年代初渐臻发达，“主事者多来自上海”。香港报刊杂志上充满内地企业五光十色的商业广告，仅据笔者粗略统计，民初粤沪华商在香港新创建的分支企业即数以百计。其他如北京盐业银行、同仁堂、达仁堂;天津同裕堂；厦门淘化大同罐头公司；梧州西江航业公司等，也在港设了联号可以说，此时港商成份的来源己扩及全国范围。抗战前期，由于香港置身于战争之外，地位“稳固而保险遂成为内地资本大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首先兴起的是上海工商企业的迁港潮。当沪战发生时，上海资金己有流港之征象，及上海沦陷后，许多高等难民迀港作寓公，将存款移往香港，“故上海资金源源流港”除了银行和商店外，迁港数量最多的是工厂主，他们或建分厂、或设分行所，也有不少将整个企业迁港营业的。广东工商业的迁港潮继之以后年10月，广州等地沦陷，粤商大批入港，其规模宏大，涉及面广，包括金融、机槭织造、小五金、制药、火柴、制漆、抽纱、电筒电池食品、餐旅、炮竹、印刷、草席等诸多方面。这种情况，促使香港华资经济“大见蓬勃”，各业经营“异常发达”。据战时《大公报》调查材料，内地逃港人群中，拥资万元以上者计有余人、拥资0万元以上者有30人、拥资亿元以上者3人，这些人移居香港后仍继续经营工商业省港线成为中国外贸的主要途径，香港的贸易“超过从前黄金时代”内地大量游资抵港，香港金融市场极为活跃，又形成为金融枢纽商民猛増对香港政府的税收亦十分有利，香港西商会分析认为：以沪粤为主的内地工厂和商行大量迁港，推动了本埠工商经济的大发展。日占时期，香港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抗战刚结束时，香港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均不景气，尤其是资金和人才极缺，故“未能恢复战前的繁荣状况’气但大规模内战爆发后，香港再次获得内地人才、资金、技术的挹注首先是豪门、富商携带巨资迁港，年由广州私运香港之白银估计价值万美元此后几年内，从内地流入香港的资金约达5亿美元。其次，内地各大厂家都在做迁港经营之准备，自年起，上海、江浙一带的商帮、金融巨子、大厂商己有不少南移。他们带着称雄于国内的资财，举家迁港，展拓新的地盘。正是得益于及时融入内地资源，港商才得以较快地摆脱不景气之阴影，并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海外华侨亦为港商的重要源泉港商和华侨有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人们通常将港商亦视作侨商，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属“海外”范畴;华侨商人祖籍大都在粤闽，多经由香港北上投资，故人们习惯上将其与港商视为一体。但实际上两者在严格意义上仍有区别，只有在香港投资经营后，侨商才具有或兼有了港商的身份。清朝末年，华侨回国投资形成第一个高潮，由于香港具有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和优越的港口、商贸环境，是一个理想的桥头堡华侨看中了这一点，认为“海禁即开，环球互市”，香港乃“航路转枢之中点，商务之旺未有穷期”。一时富商巨贾创设大公司接踵不断，如四邑轮船公司、省港轮船公司、中国粤港轮船公司；先施、光商、真光、永安百货公司；源安、源盛洋面火烛保险公司；中国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广生行化妆品公司等，真可谓“商务日兴，工艺蒸蒸日上”。进入民国，华侨在香港的投资仍方兴未艾，尤其是银行业异军突起年，美国华侨陆蓬山等集股轫创广东银行，是为香港首家注册成立的华资银行。随后，香港工商银行、华商银行、康年储蓄银行东亚银行、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嘉华储蓄银行、金华实业银行、永安银行、香港汕头商业银行等，接踵成立它们由华侨投资，在香港注册，总行设于香港，但业务都伸展到内地，建有不少分支行处此外，新加坡四海通银行、和丰银行（年改组为华侨银行)等也创建了香港分行30年代，港粤系和福建系的华资银行活跃于闽广及南洋一带，是华侨金融之枢纽，负有沟通海外侨胞和祖国经济联系的使命，因而被时论称为“华南财团”华侨在香港的其他投资也很多，较重要的如集资购械设树胶厂试制胶鞋底，推动了省港树胶业的迅速发展；余仁生、余道生等在港岛收购经营大片地产;侨资创办的新南海轮船公司、大新百货公司、先施化妆品公司、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二天堂药品化妆品厂、维新织造厂、大东酒店、亚洲酒店等，都有较大影响年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所列工商界闻人中，即有相当部分源于华侨。而马应彪、陆蓬山、郭泉、郭乐郭顺、简照南、简玉阶、马玉山蔡昌、蔡兴、黄焕南、胡文虎、韦少伯、区伟国、陈少霞、刘鸿基、李煜堂、余仁生等，都因在港拥有宏业或长期经营，成为港商中之佼佼者华侨的大量投入，更加壮大了港商队伍的阵容。二、合作与交融的主要形式近代海内外华人资本有血脉与共、休戚相关的联系。(一)全面协作，相互提携香港华资企业是联系海内外华人经济的桥梁，他们在经济领域内开展了多方面的广泛合作，以取得互惠。1.相互代理经销，提供服务香港与内地同业之间的联系很密切，如香港梁国英报酒药局、瑞昌西药行、新世界大药行等，是内地国药商最主要的代销处梁国英创于20世纪初，所卖皆省港药行名家正药；新世界大药行是南中国最大的药品市场，其中药部专销国产著名膏丹丸散，不下数百家相反，在内地商店也广设香港新济世唐尧龄、赖耀廷等药局的经理处;广东烟厂宏济烟草公司初创时即在粤设了3个分行处。2.密切配合，保障双方权益不少实业家在海内外同时开展业务，进行采购销售等活动。如香港中药材行商，有办庄和零售两种，前者向来都是与内地各省药商联系采办;广州同德布店与香港老布庄邓达记有几十年的业务往来，互相呼应，各得其所。自近代以来，海内外市场上产品假冒行径相当猖獗，对之予以宄治，为正当商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年，广东土造火柴行商业公会10余厂家在港设立代理点，目的即为推销国货，“防止仇货冒效”;年，广州市药行查缉伪药联合会也建立了驻港办事处。3.扩大交流，利便外洋商贾采办。这是内地企业在港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香港是一个无税自由港，又是华洋杂处，海上交通非常便利的商埠，在此拓展营业无疑具有很大的利益。许多企业在销售广告中都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除了单个企业外，也有同行业的集体行为。如广东制药业历史悠久，产品精良，驰名国内外，自广州沦陷后，为便利海外侨胞购办起见，专设了广东国药联卫社驻港同人机构。4.异地招商招股，广开财路当企业轫办或扩充营业时，亟需资金，公开在内地和香港招股的情况很普遍。如内地恩平煤矿宝丰公司、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新宁铁路公司、羊城河桥公司、广东全省渔业公司、广东振兴垦牧公司、普生农牧汇兑公司、广东电车公司、地利矿务公司、中华国民烟草公司、神农氏药行公司等，都曾在香港设点招股港商对投资国内企业，也有一定热情，多数情况下都会响应另外，港商也常在内地招股，如广益堂试办纸局，省港轮船公司、兆安轮船公司等等，都有此举同一企业在海内外各地同时设点招股的情况也有，这类广告在旧时报刊杂志中比较常见（二)联号企业是海内外华资交融的高级形式建立联号是一种高层次的分工协作，不但能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提高效益，増强应付竞争和风险的能力，还使各企业间具有内部的联系，故联号一般都有相当的稳固性。1.联号的创建贯穿于整个华商发展史(1)清末是联号的初创阶段。联号的建立是内外双向发展的，但此期区域基本局限在粤港间，数量以由内向外者居多。开埠不久，广州附近的行商和富户纷纷赴港设栈经营，拓展业务。如广州百年老铺何凤池号于19世纪60年代创设港栈，从事精刻华洋招牌匾额承接油漆等业务;广州朱广兰号是以经营熟烟出口为主的大企业，约在70年代创立港号气大约同时，以手工制作的广州万隆、济隆糖姜厂等建立了香港分场；19世纪末，使用机械化生产的广东宏远堂纸局、广州张广源罐头食物庄和一品斋鞋厂等企业，相继在香港建立起分局或分行由于香港和南洋气候温热，瘴疫盛行，以及海外华侨对传统中医药的需求等因素，粤中老字药号创建了一批在港联号，如杏春园、德安堂、橘香斋、太和堂黄祥华、黄慎堂、王老吉凉茶庄等。20世纪初，中国内地出现了设厂高潮许多企业、商号将业务扩及香港，如罐头食品业的广美香、广福隆；印刷业的英文堂书局、澄天阁五彩石印机器书局、东成隆五彩石印书局;餐旅业的粤华大酒店、广东大酒店;烟草业的粤东烟草公司、鹤邑沙坪刘馨利烟丝行;烟花炮竹业的张广泰、张祥泰、陈泰记、南昌泰;茶叶业的恒裕茶号、江门信益何福记茶店;运输业的省港货运仓贮致祥堂、广州均和机器厂造船部;绸锻业的粤纶祥丝绸店；日杂业的福源和纸号、罗长泰金花店、广福祥号、兆升恒号、莫礼智号、正戊隆号、永福香号;燃料业的礼昌煤号;制药业的马百良、庶和堂、流泽堂源吉林、天喜堂、梁培基敬修堂;金融业的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等等。在内地企业大量向外拓展的同时，港商亦尝试朝大陆进军。如年7月，广益堂收购大成纸局，试办省港联号并招收新股；香港买办向内地官、商企业投资，实行多种经营、横向发展，经济实力大为膨)胀如何东为香港置业保险船务及出入口各行商业之领袖，其字号遍及国内和南洋等地;李右泉所办企业遍布于省港，曾多次担任香港华商总会主席。20世纪初，香港华资航运业有较大发展，如四邑、省港、中国粵港兆安、香江、长安、广运、兀安、毓安、顺安、成安、和顺、和泰等轮船公司，纷纷成立，在广州、江门、三水、顺德、甘竹设立分支机构，使粤港间“华商轮船公司逐渐増多，客运畅旺”此外，源安、源盛等保险公司于穗沪汉厦及南洋各地设立分局;南洋烟草公司在沪穗设支店;光商、真光百货公司创办广州分公司；制药业保心安、化妆品业广生行、德源商号、省港造冰及贮冰冻厂及安乐汽水公司等，在内地也建立了分支机构。可以说，融和海内外华资的联号企业在清末己经广泛地建立起来。(2)民国成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年)是联号创立的鼎盛阶段这除了直接得益于民族资本的较大发展外，另也有若干因素在起推动作甩首先是受时局的影响，如国内动乱频仍，驱使大陆商民出外躲避。广州嘉华银行、新亚酒店等，就是考虑国内局势多变，尤其担心驻军官府的骚扰，于是赴港注册建立象征性的总行总店而国际形势的不稳，也有过几次港民内迁潮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市民担心被战争波及，近10万人返回内地;香港沦陷时期，也有大批居民内迁其次，中国政府实行的某些政策，吸引港商前来投资如年广州市政厅拆城筑路，登报招商，伍籍磐等承办省城电车路，成立了香港广东电车公司。20年代初，广东省官产处亟筹军款，将所有官产分批开投，应投者主要为港商和华侨。年3月，粤省主席陈铭枢函请周寿臣等代约港商赴粤“实地考察，共同投资，举办实业”陈济棠治粤时，曾邀请由港商组成的“港澳华侨参观团”到广州，共商发展大计。省政府除颁布一系列奖励华侨投资兴办实业的法令外，还通饬各级政府切实保护归侨，不得留艰。从投资条件分析，香港房租过昂;港府限制工作时间较严；30年代初中国政府推行关税自主，实施新税则，输入成品成本过高，也使港商感觉不如回内地投资生产。复次，香港与内陆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利于两地工商业互设机构进行活动。往昔运输主要靠水运，而广九铁路、粤汉铁路先后于年和年建成通车，华南华中各地物产咸集于广州，转运到香港出口，更形畅达;行旅往来非常便捷，也増强了国内广阔市场对外的吸引力。华资企业联号继续双向推广，不仅数量多，行业全，所覆盖地域也更广大。内地在港联号企业，以粤、沪两地最多。粤资仍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许多重要的联号始创于此时。如工矿业的广东士敏土厂、地利矿务公司、中山民众实业公司、南华锰铅制炼厂;制造业的协同矛和粤生机器厂、捷和钢铁制造厂、邓芬记金属制品厂；机织业的新巧华染业公司、利工民衫袜织造厂、周艺新织造厂、鹏毛巾织造厂;橡胶业的冯强、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卷烟业的南方爱国、中华国民烟草公司；电筒电池业的普照、兴华电池厂;食品业的香港糖姜贸易公司（由省港11家同行组成的联合企业）李话梅凉果厂、李成兴鱼露凉果罐头厂；印刷业的东雅印刷局、艺英电版印刷所；餐旅业的文园、南园、西园、大三园等四大酒家、太平馆、随园食谱、大同酒家广州酒家;金融业的广东省银行、远东实业储蓄银行、兴中商业储蓄银行、五华实业信托银行;制药业的陈李济、李众胜堂、两仪轩、梁财信、保滋堂潘务庵药厂、迀善堂、唐拾义父子大药局、宏兴药房、和平制药公司、位元堂，陈六奇、灵芝药房、协和药行、集兰堂、唐人药厂;其他还有大新皮革公司、中华枧厂、广东帽厂、三凤粉庄、周远来珠宝店、光和眼镜公司……等，为数甚多。战前沪资己在香港建起一批联号企业，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联保保险公司、金星水火保险公司、兴华制面公司、中国精益眼镜公司、华商烟公司、履新鞋庄、信谊化学制药厂、佛慈大药厂、中国雷电大药厂等以上海为总行的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等，建立了香港分行。沪战期间所建的则有中国植物油料厂、大中工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天厨味精厂、天宝味粉厂、新亚制药厂、同仁制药厂、必灵制药厂、世界书局、中国国货公司等一大批分支机构。“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逐渐南移，由是国内银行迁港营业者，为数激增如中国国货银行、上海国华银行、南京商业储蓄银行等，新建港行;新华信托、中国农工、中国实业、四明、聚兴诚福建等银行，多在港添设办事处或通讯处。这种情况，使香港华资金融业“市道极佳”，时人称谓:“吾人所有财力，多数集中本港”，“本港银业，可谓极一时之鼎盛”。回过来看香港。华商资本在民国前期有较大发展，由于本埠空间毕竟有限，具有一定实力的港商纷纷开拓内地市场，进行广泛的投资如欧战期间，港澳厂家回粤大办火柴厂，计达19家，使广东火柴业兴旺一时;饼干业是国内20年代后新兴的产业，初均由香港马玉山厂、安乐园、嘉顿厂等生产，广州分店销售，后穗市亦设分厂进行生产;国内大型百货商店都由华侨投资创办，一般是香港总店在穗沪等处分立联号，可直接从香港进货。它们运用新式经营管理方法，带动各地大小商店纷纷成立，推动百货商业达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准;香港华资银行亦在内地设了不少分行号;港商对广东公共交通业的投资比较突出，许多公司都由港商担任经理;航运业又増设了10多家公司，所辟航线一直延伸到梧州等腹地战前创建的香港内地联号企业还有:保险业的中国康年永安人寿保险公司，羊城保险置业公司，联安保险公司、香安保险公司，福华银业兼保险公司；化妆品业的百家利、南华、海棠、三达化学南方香亚等公司，钟表业的李占记、利安、林源丰等行店；印刷业的亚洲石印局、永发印务公司；织造业的民元电机织布厂、汕头花边公司等;制药业的延寿堂、天相堂、朱中兴永华药厂、东方大药行、蝴蛛药行等一大批店号。抗战初期，由于社会经济的需要和商业利益的驱使，仍有港商往内地拓展，如大华铅笔厂、谦信针织厂、二友牙膏厂、大众行制药厂、茂华和南方大药厂等，在穗沪汕乃至桂湘等省建立了分支行号。(3)本世纪40年代（-年)是联号的萎缩阶段。香港沦陷期间，航运断绝，华商资本惨遭掳掠，绝大部分企业被迫停业，商家星散，“一切处在战时状态下，香港简直是一座恐慌死城”！战后不久，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得到恢复，从当时广告来看，往昔不少联号都己重建据年《香港工厂调查沪等材料，冠全球、金山织造厂，远大祥制纽厂，国光制漆公司、中国公司果子厂、香港烟草公司等，又在内地新建了分支但随着内战的加剧，港商与内地的联系大受制约因为：国统区金融波涛迭起，物价奔腾，工商百业凋零，市场萎缩面对旧政权统治秩序的崩溃，内地资本唯恐避之不及，港商亦视往内发展为畏途;粤港间非法贸易空前严重，据揭露每年走私货物，竟然超过正常贸易额的1倍以上!对此，正当的工商业势难竞销；国民党政府将难以控制的金融风暴归咎于社会游资，并视香港为游资活动的大本营，对其采取封锁政策，先是禁止国内与港澳的汇兑，继之停止港币入口结汇，演成海内外华资正常交往渠道的危机。2.联号建立的规律及其作用近代海内外华资企业建立联号的现象非常普遍，根据对一些典型企业广告的追踪查寻，可知联号建立的一般规律是:业主先在对方地区传媒上登载宣传广告，寻求代售、代理或招商招股，条件成熟后即设分支行店如南洋永安堂于年初在港岛南兴源设总代理，翌年在穗港万安隆设总经理，年设香港分行，后又在穗汕沪厦津福梧等地设分行或药厂。企业联号在清末即己不少，但以民国前期所创者最多，这与近代华商资本的发展趋势相符合。联号企业的经营活动呈双向互动关系，联系面极广泛。对大量企业个案进行归类综合整理的结论是:双边联号的产生以粤港之间最早数量最多(尤其是总行总店在广州或香港，分行分店在香港或广州的情况最为典型）;沪港之间居其次(民国时期，上海企业往南拓展显著増多。由于沪港间的企业联系一般都与粤商挂钩，故沪港联号大都涉及三边）;联系其他省区的情况相对较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相当多联号成长为覆盖国内外的多边联合企业，如马百良药号在民初成为佛穗港汕暹(罗）叻(埠，即新加坡)联号，香港广东银行为港沪穗汉暹纽(约)三(藩市)联号金融机构在企业史上，原先的总行分行往往会根据形势相应发生变迁如南洋烟草公司起源于香港，清末在穗沪设支店，民初改为分公司，后由于上海的业务发展迅速，遂成为总公司，香港部分降为分公司；广东捷和钢铁制造厂于抗战初设香港分厂，得较大发展，战后省港两地总、分厂的位置便调了头。鉴于内地和香港在市场、关税、政府政策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故联号企业在经营上有明确的分工一般讲国内部分主要负责内地市场的产销，香港部分则分担联系海外的业务如陈李济联号便因合理的分工，既解决了市场的竞销问题，又避免了产品进出口关税的麻烦I在原料和资金方面，联号内互相调剂挹补。如广州土洋染料业大户以经营批发为主，且偏重进口商品，因其都有香港联号，可通过其向各国洋行定货;大型百货商店需要较广的联系面和雄厚的资金，故一般都有联号的支持。三、港商的崛起与国际华人经济圈的凝聚香港华商资本是海内外华人大合作的结晶，大批国内商民和海外侨商从南北不断涌入，与在港扎根经营的华商汇合，逐渐形成了一支十分具有实力的资本家队伍。（一）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形成19世纪后叶，香港华人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其主要社会基础是新式商人（以洋行买办和转口贸易行商为代表）他们除了仍热衷于地产业、当押业、高利贷业等传统的投资项目外，也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使一部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但从整体上讲，华商资本行业还不够齐全，经营管理手段比较落后，独立性还较弱。如华商是以从事转口贸易奠定其发展之基础的，但南北行金山庄直到20世纪初尚未达到行业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在商业和金融业，还由传统的商号、银号占据着主导地位;买办对近代航运、金融、保险、工矿、电讯的投资，较多还是附股于洋行(也有些附股于内地官督商办或一般商办企业)的类型，自办企业(包括独资或合营）未居主流;一些新的行业如银行、百货商业等尚未形成此外，港商的来源也较狭窄，基本上就是刚到香港立足不久的粤商(辛亥以前，真正在香港出生、成长或久居的人并不多）;华商团体以行会为基本的组织形式，具有同业垄断、自我封闭的性质，因此“多散漫无序，作用不大”直到年左右，华商会所成立，才创港商组织集团之嚆矢。20世纪前期，香港华人资产阶级发育趋于成熟首先，华资的来源更扩大了，大陆华商和海外华侨对香港的移民及投资达于高潮，同先前己在港发展、经历半个世纪苦心经营而成长起来的本埠港商更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其次，华资行业门类进一步拓宽，己囊括转口贸易、百货商业、银行银号、保险、航运、工业、地产、服务业等各个方面。华商投资经营的独立性加强了，企业多为华商自营(独资或集股合资），横贯海内外的联号企业大量形成不仅多数行业于民国前期达于鼎盛，甚至在诸多领域内独占鳌头，成就卓然复次，统一的有效率的华商社团己经确立自香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华人商会一一中华会馆于年成立后，资产阶级工商团体陆续诞生年，香港华商总会成立，其宗旨为“代表华人，向政府方面，使下情上达，及排难解纷者”，成为港商之轴心团体此后，港商组织蓬勃发展，著名者有华商倶乐部、办房联合总会、香港华人银行公会、香港电器商会、中药联商会、糖商总会、中华国货产销协会香港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九龙商业总会等，在联络、团结各界华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海内外华资长期在港交融的结果，使“港商”成为一个定型的概念，它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是一种政治力量，主要代表香港华人有产阶层的利益，对香港社会有很大影响，并在海内外华人圈的经济联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二）割不断的血缘亲情香港华商的来源有明显的地缘性，据对数百个企业广告内容的分析，得知其大部分都与广州及其附近区域的工商界有直接联系。取得事业成功者也以粤籍居多，笔者在年版《香港华人名人史略》中列出51名工商人物，查其原籍为广州府者至少有42人、潮汕籍3人抗战前后的几次迁港潮，使港商中的沪籍成分也大为増加相对而言，内地其他省区的成分薄弱一些。在多数情况下，横跨海内外华资企业的创办者或主持者都具有地缘和亲缘的特殊关系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嘉伦兄弟织造厂、龙溪兄弟织造厂、中华兄弟制帽公司、唐拾义父子大药房、易沃林父子药店等等，仅从其名称即显示出浓厚的家族资本色彩此外，香港许多商行、店铺的招牌，也是承顶内地业主世传的字号来经营的，如陈李济、保滋堂潘务庵、马百良、三多轩片!扇庄、何正岐利成记刀庄、朱广兰烟丝号、源和颜料铺等，都是源远流长，享有盛誉的老字号招帖地缘和亲缘，使香港华商与邦本和故乡有割不断的亲情，随时代推进，各行各业日渐扩张，事务繁复，于是渐感非团结无以共存，遂有各行商会之组织而各县邑移民，亦以侨居日繁，为谋桑梓福利，维系宗邦，由是大邑小邑先后继起，均有邑团之组织，如旅港潮州八邑商会、广肇客栈行广联商会等，是其中较著者。中华会馆成立，更担负起“联乡谊而通商情”的作甩至于香港华商总会、各邑商联会，都以大陆出身的商人为骨干力量爱国爱乡，是香港华商的共同特征近代香港华人大多数是从内地来的新移民，他们的基本选择和价值取向仍是祖国的故乡，这从诸多方面都充分地表现出来“实业救国”是华商崇高的理想，许多创业者都揭橥的“振兴国货”、“挽回利权”，几乎成为企业广告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他们确认兴办实业，“步武欧美之富强，救起同胞之贫困皆在此举”！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论是在清末的收回路权、拒美拒日运动，还是在民国时期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港商都能积极地参与国人对其评价是:“历来对爱国运动素具热心”抗战爆发后，香港华商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华商总会辖下成立商赈会、劝募公债分会、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等组织，以专责成，办理赈务。其他商业团体亦十分活跃，如华商会所、华商俱乐部购买、劝销救国公债;普益商会发起捐薪运动和献金救国运动;九龙商业总会、中华厂商联合会筹募善款，救济伤兵难民等，不遗余力关心乡里建设，投资于家乡工商业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济赈救灾等，更是港商一贯的传统，据《香港华人名人史略》所载，何东、何甘棠、李右泉、蔡兴、郭泉、陈鉴坡、何华生、陈符祥、陈兰芳等众多人士，都不乏此方面的业绩李煜堂是一位影响广泛的人物，他逝世后，中国政府特颁奖词，赞其“振兴实业、赞助革命、输财济饷筹策匡时，综厥平生，殊堪嘉尚，特题给奖词，以昭激劝”不仅是个人，在企业调查和侨团传略中，都大量地记载着港商的义举。（三）联结海内外华人资本的纽带香港华资企业成为近代民族资本进出海内外寻求较大发展的主要基地内地企业要走向世界，特别是要开辟海外广阔的华侨华人市场，首先会寻求在香港这个新兴的国际贸易枢纽建设立足点，以此为依托跨向海外。如上海新亚制药厂创办香港公司，目的就是作为其向南洋发展的跳板而侨商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和在祖国发达的抱负，一般也是先到与其素有地利、人和优势的香港落脚，奠定基础，然后北上如南洋烟草先施、永安、大新等公司在香港轫办后，锐意进取，插足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取得巨大的成功民国时期，形成了一批横贯海内外具有雄厚实力的华资集团，如香港广东、东亚、永安、华侨、国民商业储蓄、上海商业储蓄、中南、金城等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康年等人寿保险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等百货公司；广生行化妆品公司；永安堂、陈李济、新亚等制药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华铅笔厂、冯强树胶厂、中华电池厂、协同和机器厂、天厨味精厂、淘化大同罐头公司等工厂;新亚、大东、亚洲大酒店；四邑、新南海、西江轮船航运公司等，它们具有突出的特色，经营管理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正是在香港这块中西合璧之地，诸多行业都开了风气之先。原文载《近代史研究》年第6期。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